首爾和羅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來對抗這種蔓延，但效果卻明顯不同。
在意大利，數百萬人被封死，超過1000人死于冠狀病毒。但是在幾乎同時受到該疾病侵襲的韓國，只有數千人被隔離，有67人死亡。兩次爆發的故事說明了方法上的差異。
意大利開始廣泛地進行測試，然后縮小了關注范圍，因此現在，主管部門不必處理成千上萬的測試。但是，這是一個折中方案：他們看不到即將發生的事情，并試圖遏制該國6000萬總人口控制該病的行動。在韓國，當局正在使用手機和衛星技術對成千上萬的人進行感染測試，并追蹤偵探等潛在的攜帶者。
兩國在1月下旬發現了第一例該病，即COVID-19。自測試222,000多人以來，韓國已報告了近8,000例確診病例。
相比之下，意大利在對未指定人數進行了超過73,000項測試之后，已經確認了超過12,000例病例。流行病學家說不可能直接比較這些數字。但是有人說，不同的結果指向一個重要的見解：積極而持續的測試是抵抗病毒的強大工具。
進行廣泛的測試可以使各國對疫情的嚴重程度有更好地了解。在一個國家的測試有限時，當局必須采取更大膽的行動來限制人員的流動。強制執行的鎖定式移動限制感到不舒服但是中國做到了，中國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意大利和韓國相距超過5,000英里（8,000公里），但是在冠狀病毒方面有一些相似之處。兩國的主要疫情最初都集中在較小的城鎮，而不是在主要大城市，這意味著該病迅速威脅了當地的衛生服務。
在醫生決定忽略測試指南之后，兩人都確認了他們的第一例病例。與意大利相比，韓國的人口略少一些，約有5000萬人口，而自我隔離的人口約為29,000人。它已對某些設施實施封鎖，并且至少一個公寓大樓受到疫情的打擊最嚴重。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切斷整個地區。
首爾正在借鑒從2015年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爆發中吸取的教訓，并努力向公眾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韓國還正在執行一項法律，授予政府廣泛的權限來訪問數據：閉路電視錄像，電話和汽車中的GPS跟蹤數據，信用卡交易，移民入境信息以及其他已確認患有傳染病的人的個人詳細信息。
然后，當局可以公開其中的一些信息，以便任何可能被曝光的人都可以接受自己或他們的朋友和家人的測試。韓國的數據驅動系統除了幫助制定測試對象外，還幫助醫院管理病例。發現陽性的人將被隔離在自我隔離區中，并通過應用程序進行遠程監控，或通過電話進行定期檢查，直到可以使用病床為止。發生這種情況時，一輛救護車將人員抱起，帶他們到帶有空氣密封隔離室的醫院。
這種方法是以犧牲一些隱私為代價的。韓國的制度是一項強制性的強制性措施，取決于人們放棄對歐洲和美國許多人來說是一項基本的隱私權。
韓國衛生和福利部副部長金剛利說：“封鎖受災地區和隔離病人之類的傳統反應只能適度發揮作用，并可能在開放社會中引起問題。”
根據韓國的經驗，封鎖意味著人們參與追蹤他們可能擁有的聯系的活動減少。這種方法是專一的，強制性的和僵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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