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紅軍的歷史，我們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他曾是享有紅軍所有指揮權的人，曾擔任過負責人之職。此人就是博古，而他的真實名字叫秦邦憲。
博古年輕時是個很能干的人，很早就成為了黨員，后來還留學過蘇聯一段時間，他既聰明又足夠有主張，是以才能在回國后迅速在黨中站穩腳跟，加上和王明的同窗關系，他的仕途因此變得更加順利，這才有了后來的風光。
1931年，王明前往蘇聯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他前往蘇聯前特意把指揮權交給了自己在蘇聯留學時的同學博古，自此之后，博古成為了我黨的負責人，肩負最高指揮權。1931年一直到1934年，博古一直都是我黨的負責人。可惜博古卻辜負了大家對他的期望，在負責人這個位置上博古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博古沒有深入挖掘中國內部真正存在的問題，一昧寄希望于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在大敵當前的緊急時刻，他失去了自己的判斷能力，將軍事指揮權交托給了李德。一個外國人怎么可能切身的了解中國的情況，是以紅軍才會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遭遇重創。
可是這次慘敗并沒有讓博古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在長征途中的湘江戰役中，紅軍因為博古與李德的錯誤指揮整整損失了五萬左右的兵力，這對于紅軍來說無疑是極大的打擊，而且不糾正這種錯誤的后果是災難性的。
因此，1935年1月，我黨在遵義召開了遵義會議。在遵義會議上，博古反省了自己，并且同意解除自己的最高指揮權。那么在這之后，博古又擔任了些什么職位，在紅軍中擔當著怎樣的角色呢？
雖然博古走了一段歪路，但是紅軍內部對他還是很尊敬的，博古在這之后先后當過常委和政治部主任等職務。長征之后，博古剛開始是在組織部門中任職的，后來慢慢又重新做起了自己最拿手的宣傳工作，并且接手了新華社。
博古在接手新華社后，一直致力于整理和翻譯馬列的諸多作品，這些作品深深地影響了我黨一大批的青年干部，提高了他們對馬列主義的理解，這或許就是讀書使人進步的真正含義吧？
博古還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可以說他有功于抗日戰爭。抗日結束后不久，博古前往當時的陪都重慶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他主要負責的工作是憲章審核，他兢兢業業地完成了組織交代的任務。可是在會議結束后，博古卻在返回途中遭遇空難，于1946年去世，終年39歲。而和他同行的還有很多我黨的元老級人物，比如王若飛等人。
人的一生是很長的，我們不能總是盯著一個人的錯處看。縱觀博古的一生，他做過的功績其實也不少，他在用人方面從不徇私，在認識到自己的失誤后也毫不猶豫讓出了自己的最高指揮權，也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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