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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華輿訊 據德國生活報報道 根據RKI的數據，德國目前有5200例現存病例。最近幾天的新增感染人數都少于500例。這似乎讓人感覺德國距離疫情結束不遠了，北部各州已經蠢蠢欲動打算取消進店購物必須戴口罩的政策或者改強制戴口罩為“建議戴口罩”了。
德國有許多的輕癥狀感染者甚至無癥狀感染者，而那些重癥患者“痊愈”后的生活，鮮有報道。近日《世界報》報道了兩位感染了新冠的老人，他們談起了生病時的折磨，以及一系列的后遺癥對生活的影響。
約瑟夫·哈姆：6分鐘我只移動了13米
60歲的約瑟夫·哈姆（Josef Hamm），在3月中旬被確診，他昏迷了2周，有三次一度被認為要死了。但最后成功戰勝了死神。
不過康復以后他感覺自己完全不是過去那個人了。他瘦了25公斤，至今離不開吸氧儀器，還有一些后遺癥將伴隨他的余生。
“3月20日的晚上我開始發低燒，家庭醫生在電話里說37度、38度太低了，不是新冠病毒，大概是普通流感吧。那個時候新冠疫情還沒現在這么普遍。聽他這么說我就躺到床上去了，吃了幾粒阿斯匹林和止痛藥。
8天以后，我不行了，簡直撐不下去了，我女兒幫我叫了急診，然后根據涂片分析，我被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很快我就被送進了ICU。
在ICU我呆了18天，其中16天是處于昏迷狀態，他們后來告訴我，兩側肺都有肺炎，完全性腎衰竭，要依賴透析。氣管被切開。最高燒到了41度。腳上出現血栓。有三次我差點就死掉了。不過還好最后我還是挺過來了。
雖然我活過來了，但是一切都還未過去，我瘦了25公斤，減掉的都是肌肉。剛康復的時候甚至都不能正常說話。不過還好我有過一次類似的經驗
28年前我曾經得過一次腦膿腫，半邊身體都癱瘓了，話也不能說，那時我在家大概呆了大半年，醫生說這次差不多也要休養這么久的時間。
在醫院呆了4周之后，他們送我去了復健中心，一開始我只能坐輪椅，康復測試時6分鐘我只能走13米。
復健結束時我大概能走300米了，但還是要帶著吸氧瓶。如果不吸氧我大概只能走10～20米左右吧。
我兩邊的肺都萎縮了，要慢慢鍛煉恢復，可惜我不是大力水手，吃個菠菜就能重新恢復肌肉了。至于其他后遺癥，目前還不知道。
對了，我的味覺也失靈了大概4～6個月，然后膀胱也失靈了，所以要每天穿尿布。但又不能不喝水，不喝水對腎不好，喝了水又會都漏出來。
雖然我現在拿了殘疾證，也可以退休了，但其實我還是想回去工作。我是我們公司的裝修部工程師，空調啊，暖氣啊，我負責的事還有一大堆。
那些小看新冠病毒的人讓我很生氣，雖然不是每個人的后遺癥都像我這么嚴重，但上次有人竟然跟我說是不是我們都太重視新冠病毒了。于是我告訴了他我的經歷。
我們康復中心還有大概20多個人，也跟我一樣，五六十歲，沒有別的慢性病，也不抽煙，但是都病的很重。
我看到現在常常有人上街抗議防疫措施，他們也許認識的人里沒有人得過，所以他們還以為就算被感染了也只是在床上呆個兩三天而已。”
不過，哈姆還是很樂觀的，他希望說不定自己可以回到像過去那么健康，然后一直活到100歲。
馬琳·奧爾特：吃不出東西的味道，呼吸仍然困難
58歲的馬琳·奧爾特（Maren Jonseck-Ohrt）是漢堡的首批新冠確診病人，當她前往滑雪度假時，還以為新冠病毒還遠得很，以為那只發生在中國。然后回來時她就確診了。現在她要說說她經歷的那些事，以及那些可怕的后遺癥：味覺失靈，感覺不到味道，吃什么都味同嚼蠟；呼吸困難，爬樓梯時感覺自己像80歲的老人。
3月7日，奧爾特和家人前往瑞士度假，那時很多歐洲人還認為Covid-19只是中國的問題。盡管此時漢堡大學醫院的UKE的一名兒科醫生已經被確診為陽性，但我們全家的瑞士行程是很久前就定下來的，是一家人的“白雪夢”。
度假的第四天，夢被打碎了，她的丈夫感覺很不舒服，起不來床，渾身發冷。那時家人還以為是得了流感，畢竟這在雪山度假非常常見。
到了第五天，奧爾特的女兒也覺得很不舒服了，此時新聞開始播報病毒在歐洲傳播，瑞士多地關閉滑雪場的消息，一家人才開始感到感到很害怕。
回到漢堡以后，她打電話給保險急救，但一直占線中，當終于有人來給她做病毒檢測時，才發現名字都寫錯了。
病毒樣本取走后，很多天都沒有消息，感覺越來越差的她不停打電話詢問，但工作人員卻一直回應說還沒找到結果。后來才知道，樣本陰差陽錯被檢查了2次。
直到5天后，一名員工打電話告訴她全家的檢測結果都是陽性，要開始隔離。
一般來說隔離期間不許外出，會有醫生前來探診，但一直沒人來。家庭醫生在電話里建議他們吃點維生素。保險公司告訴她，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樣，她肯定能痊愈的。
但那時她已經感到呼吸困難，發高燒，她回憶那時候吃什么的味道都像橡膠輪胎。然而保險公司卻依然堅持讓她們不要去醫院。
一個半星期以后，一家人的狀態越來越差，奧爾特那時開始想，要是在隔離期間死掉了怎么辦？沒人會發現她們的尸體的。
后來女兒撥通了消防隊的電話，奧爾特回憶說，“我那時還勸她不要打，因為我感覺我們好像還沒病重到有資格叫救護車。”
來到醫院以后，醫生捶胸頓足，問她們為什么這么晚才來醫院。
奧爾特是最早的一批病人之一，很早就被感染，那時新冠病毒的影響力在德國還很被低估。這讓奧爾特覺得自己成為了反應遲鈍的衛生系統的受害者。
奧爾特慢慢痊愈了，但是后遺癥仍然在影響她的生活。一大后遺癥是味覺仍然失靈，她現在無論是吃冰激凌、小熊糖、黑咖啡還是酸奶都是一個味道---沒有味道。她表示這種情況也是慢慢在好轉，希望有一天可以嘗出她最愛的小熊糖味道。
另一個后遺癥是呼吸仍舊困難，她說上下地鐵站樓梯時喘得像80歲的老人。
“指示朝令夕改，家庭醫生過分要求，熱線電話長期占線，今天德國的抗疫被世界認為是榜樣”，但奧爾特認為“德國抗疫在一開始一團糟”。
她認為最早一批患者應該和她有一樣的感覺，隔離就好像是被拋棄了一樣，得不到治療讓人感覺很不安。“我從沒感覺到這么無助過。” 她說道。
奧爾特是在漢堡政府工作的一名地理學家。她表示對這座城市如何運作一清二楚。所以她批評那些本可以防止病毒擴散和保護人民的系統。她認為衛生部門在剛開始完全是亂作一團的。
以上是兩名德國早期新冠患者在得病時的心路歷程以及現在面臨的后遺癥，其中很多細節讓生活菌感觸良多。在疫情剛開始時，生活菌就驚訝于德國政府竟然不收治病人，反而讓感染者自己在家隔離，而且對疑似患者的檢測要求也太過嚴格。但時間一長就覺得習以為常，甚至錯覺大概就是這病真的不嚴重吧，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患者的自述細思極恐。還是要格外謹慎啊，老伙計們。（原標題：【后遺癥】“吃什么都沒有味道”“沒有呼吸機只能走十幾米”，德國新冠痊愈患者自述那些可怕的后遺癥）
來源： 德國生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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