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宏觀經濟學的國民核算原理，固定資產投資對于國民經濟的增長具有乘數效應，同樣，房地產投資對于國民經濟的增長也具有乘數效應，即國民經濟數倍于房地產投資量增長。
統計數字表明：房地產業的影響力系數、感應度系數在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中都處于平均數以上；與房地產業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產業部門多達50多個。發展房地產業需國民經濟中的建材、設備、冶金、陶瓷、等許多物資生產部門和服務行業的產品生產和勞務提供相配合，從而“波及”、拉動其發展。房地產業的產值每增加1％，會促使這些相關產業的產值增加1.5％-2％。正是得益于此，近年來，在我國每年的GDP增長率中，由房地產拉動的至少占到2％。
其次，房地產業發展帶動了就業。房地產業不僅是一個資金密集型產業，同時也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房屋的建設會吸納大量的社會勞動者參與到社會生產者中，這樣一來就為社會帶來大量的就業崗位。同時，由于房地產業具有產業鏈長、關聯度大、帶動性強的特點，其發展必然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進而帶動更多的就業崗位。
正是基于上述觀點，主流觀點普遍認為，房地產業對我國國民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房地產業的發展在國民經濟增長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這顯然不是事實，來自德國和新加坡的例證證實了，不將房地產業置于支柱化或發達產業的地位，這些國家的經濟也可獲得又好又快發展。
當然，有人肯定會以國情論來說事，說：中國和德國、新加坡國情不同，不具可比性的。但長沙的例證，卻明白的告訴了我們，這一觀點顯然站不住腳。
讓長沙一度成為新聞熱點的，是其對炒房態度。2018年6月25日，長沙官方在通氣會上表示，“當前長沙房地產市場調控的主要矛盾不是供需矛盾，而是炒房與反炒房的重大斗爭。”
當天，長沙市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通知》，打響長沙市“反炒房”攻堅戰打響，全面升級樓市政策調控，從項目監管、土地出讓、購房資格、戶籍管理、打擊炒房等方面出擊，全力保障剛性購房需求，遏制投機炒房行為，多項措施都是二線城市中最嚴厲的。譬如，根據《通知》，夫妻離異后，任何一方2年內購買商品住房的，其擁有住房套數按離異前家庭總套數計算。
此外，在土地供應方面，長沙明確要求住宅用地供應中，安居型住宅用地占比不少于60％，安居型住房優先供應首套剛需購房群體，采取限房價方式供地，在二線城市中遙遙領先。
得益于此，雖然長沙土地供應量不小，但土地出讓金并不靠前，樓面價也遠低于同類型省會城市。據相關研究機構的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在長沙供應的土地規劃建筑面積位列前茅的情況下，土地出讓金為299億元，位列各大城市第26位，僅為杭州的1/5。其樓面價不僅遠不低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大城市，也比中西部的很多省會城市如武漢、鄭州、成都、西安、南寧都低。
得益于此，長沙的房價不僅遠低于武漢，也比同處中部的鄭州、南昌都要低。有關數據顯示，2019年11月長沙房價為每平方米11007元，位居城市榜第59位，而同期南昌為12606元，武漢為18496元。甚而連西部的昆明（13331元），都高于長沙。
另據易居房地產研究院2019年7月發布的《2019年上半年全國50城房價收入比報告》顯示，長沙的房價收入比僅為6.4，是50城中唯一一個房價收入比低于7的城市。
與其較低的房價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長沙的城市競爭力、經濟增速表現異常搶眼。2008年長沙GDP為3001 億元，在各大城市中位列第2222位。到2019 年時，該數值已上升到11574.22億元，位居全國第15位。11 年間長沙GDPGDP增長了幾乎300％。
更為重要的是，目前其經濟仍保持高速增長，2019年其增速就高達8.1％，遠高于全國平均增速。此外，它是中部地區繼武漢之后第二個進入GDP萬億俱樂部的城市，而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高居中部第一。
正如上所述，長沙這一成績的取得，并不依賴于房地產。其主要是依靠強勁的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帶動。這些年，長沙主打產業裝備制造業、文化產業、醫藥、汽車。以裝備制造業為例，長沙涌現出了三一重工、中聯重科、山河智能、遠大集團等企業。
數據顯示，2019年全市規模工業增加值增長8.8％。此外，近年來長沙的科技創新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不少新興產業發展起來。2018年長沙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超過2300家，在中部地區僅次于武漢。
那么，為何不依賴于房地產業的長沙，經濟還表現的如此搶眼呢？
關于這個問題，李嘉圖的觀點可給我們一些啟示。李嘉圖長期研究經濟增長，但其側重點與亞當.斯密不同，斯密主要著重于國民財富形成的原因，而李嘉圖則將精力著重于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立新的經濟理論，制定新的經濟政策，掃清大工業發展道路上的障礙，以使國民財富得到更大更迅速地增長。
在他看來，資本積累的擴大是一個重要的中間量，是使國民財富增加的根本原因。他認為，資本積累越多，國民財富增長越快。而資本積累的源泉，則來源于年產品價值中扣除費用后的純收入。而在純收人中，資本積累的多少，又取決于利潤的大小。李嘉圖認為妨礙資本積累的主要因素，是把純收入用于非生產性消費，而最主要的非生產性消費就是賦稅和地租（直接、間接的企業地租房租成本）。
所以，李嘉圖認為，要想使國民財富增加，就必須確保資本積累的擴大，而資本積累的擴大又必須建立在，采取有力辦法，有效的降低賦稅和地租。
而全球公認的城市問題研究權威喬爾.科特金，則從人才的流向，強調了低房價對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說“哪里更宜居，知識分子就選擇在哪里居住；知識分子選擇在哪里居住，人類的智慧就在哪里聚集；人類的智慧在哪里聚集，最終人類的財富也會在哪里匯聚。”
何謂宜居？科特金的解釋是“不僅指一般意義上的舒適的氣候、豐富的美食、美麗的城貌，還包括較低的房價和城市的適應性和包容度。”基于這種認識，在他的《新地理》一書里，他進一步強調：“對那些高科技公司的一些調查發現，在影響它們選址的因素——例如稅收、管理和土地成本（這也正是李嘉圖所強調的）——更為重要，因為這涉及是否能吸引到技術工人。”
我不知道長沙的主官們是否讀過李嘉圖或科特金的著作，但他們的認識確實與李嘉圖和科特金的理論庶幾近之。長沙市委書記胡衡華就曾表示，“限地價、限房價”等系列措施，雖然從短期來看影響了財政收入，是一種“劣勢”，但從長期來看抑制住了房價的非理性上漲，對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大有裨益。
在防止脫實向虛，壯大實體經濟的時代要求下，“長沙模式”無疑是個好模式，值得全國學習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