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失蹤女子生活照
“杭州女子失蹤”事件，因至今仍無定論，已被輿論默許為“奇案”。事發后，家屬查看小區內多處監控，沒發現人影；與此同時，警方對小區的天臺，水箱，窨井逐一排查，均未發現線索。只是，女子已經失蹤十多天，仍無音訊，不免會讓人往壞處想。
然而，基于現實的案情，因沒有有效的線索能打開局面，導致輿論對案情的可能性想象，呈現出“發散效應”。目前來看，“失蹤女子”的丈夫算是“輿論現場”中的“核心人物”。因為，對于暫無有效線索的案件來講，只能從“枕邊人”進行突破。
畢竟，在案件沒有破解之前，這應該算最直接的“突破口”。只是，比起警方介入案件的嚴謹性，輿論的揣測就顯得比較松散。因為，在絕大多數的推定邏輯中，都是參照過往發生的慘案模型進行分析，并不是就事論事的“破案”。
這導致“案情”本身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誰發散的案情更刺激。坦白講，從“女子失蹤”到“全民破案”，就“輿論現場”而言，案情所激發出的關注度，讓人感到非同尋常。因為，當“人均偵探”成為現實時，我們根本無法鑒別輿論到底是在“關注案情”，還是在“消費案情”。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正是因為案情還沒有進展到實質性的環節，才導致非專業性的推論會大行其道。比如，根據情感現狀，經濟狀況，個人異常，推論可能存在的案情推動。而對于“人間蒸發”的現實解釋，更多趨向“碎尸和藏尸”的可能性。
對于這些基礎性的案情分析，可能警方早已想到，只不過在沒有確切線索的時候，不易過度聲張。這種情況下，“輿論現場”中的破案熱情，就被推向明面。因為，對于奇案的存在，就圍觀群眾來講，除卻有弄清真相的好奇心，更為真實的底層邏輯里，其實是擔憂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畢竟，一個“大活人”突然失蹤，這總讓人感到幾分驚悚。從失蹤者的角度來講，她才52歲，如果不出現什么意外，應該不至于十多天不聯系家人；從外部環境來講，既然公共區域的監控設備都沒有抓取到失蹤者的行跡，這就更加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于此，“最壞的可能性”就成為輿論探討的物料。因為，對于女性失蹤來講，具有天然的想象空間。比如“情殺”，“性侵”等。這些可能性的存在，當然也不是輿論刻意杜撰出來的可能性。而是，歸攏過往慘案總結出來的可能性。
因為，對于“輿論現場”的探討，本就是“吃瓜為主”，“關注為輔”。甚至，有些人只是模糊的知道案情，就開始有模有樣的進行案情分析。所以，回到“輿論現場”的本質上，“消費的意義”遠大于“關注的意義”。因此，也可以得出結論：遠處的生死未卜，確實是不相通的。
當然，“輿論現場”之所以能被真實的看到。就在于社交媒體時代，可以將過去分隔在各處的小輿論場，有機的整合在一個時空中。并且，讓關注本身不再受時空的限制。因為，過去要是發生這樣的事情，可能根本不會傳到太遠的地方。
所以，根本性的變化，并不是人們的獵奇意識在升級，而是傳播的通道被全面打開。所以，八卦不再是小范圍內的八卦，獵奇不再是小范圍內的獵奇。只要認知層面能抵達的地方，萬物皆可云。于此，后真相時代就真的到來了。因為，比起真相的直接，人們更熱衷追究真相的過程。
只是，這個過程中，因為信息的不對等，認知的差異性，往往會讓事實變得面目全非。所以，有時候“輿論現場”更像是雜音的現場，爭論到最后，早已失掉爭論的樣子和爭論的目的。因為，對于當事者的感受，往往是被忽略的。甚至，就算真相擺在面前，依然有人不認可。
安德烈·布勒東說，想象是趨向于變成現實的事物。這其實是反向解構輿論的力量，因為就以“杭州女子失蹤”事件來講，發生的時間越長，想象力的準確性越大。這種邏輯，從失蹤女子丈夫的報警節點也能看得出來。7月5日5:30左右，當事男子發現妻子失蹤，7月6日19:00時選擇報警。
也就是事發一天半后，感覺事情不妙才去報警。因為，對于正常人來講，不可能找不到人就去報警，這里面存在熟人范圍內尋找的過程。所以，有人質疑失蹤女子丈夫報警的時間節點，多半是并沒有考慮到常態的可能性。當然，這種質疑也是可以存在的。
因為，在一切還沒有定論之前，任何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只是，當“輿論現場”過早的立起案板，準備審判失蹤女子的丈夫時，總讓人覺得有些不那么妥當。因為，當警方還沒有實質性進展時，公開的指控失蹤女子的丈夫，很容易形成“誤傷”，這在過去也是常有的事兒。所以，不妨等一等警方的行動再說。畢竟，整個事件中，失蹤女子的家屬“最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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