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大革命是左右派的起源，但是對于其具體經(jīng)過卻并不熟悉。在公布《人權宣言》后，愛國英雄的共識達到頂峰，這也意味著此前一致對抗王權的革命者內部即將出現(xiàn)分歧，在1789年9月10日關于國家體制的憲法辯論中，這種分歧被明確的展現(xiàn)了出來，穆尼耶、米拉波、馬盧埃等王政派想要效仿英國式體制，即以設立上下兩個議院，并賦予國王否定性否決權以維系立法與行政機構的平衡，然而這一提議被代表們以490比89的絕對比例否決，在迪波爾、拉梅特、巴納夫看來，將好不容易整合起來的統(tǒng)一立法機構分離毫無意義，并且最終只給路易十六留下了擱置性否決權，而西耶斯、羅伯斯庇爾甚至反對給予國王否決權。正是在這場辯論中，穆尼耶等王政派坐到了會場的右邊，而巴納夫等之后的斐揚派（他們此時的名字是雅各賓派）則坐在了左邊，從此在現(xiàn)代政治中，左意味著激進，右代表了保守，而關于在法國建立英式政體的可能性，則在大革命的第一次辯論中夭折了。
何謂英國式政體呢？對于18、19世紀的法國人而言它至少包括以下兩個特征：第一，注重政治上的平衡，它包括不同政黨之間的平衡、上下兩院之間的平衡、議會與國王之間的平衡，而平衡的前提，則是承認不同主體之間利益的不一致，并且給予其正當性，換句話說則是認可存在一個“合法的反對派”；第二，為了維持這種平衡，政權需要由那些資產(chǎn)階級精英掌握，因為他們恰好處于社會結構的中間位置，因此能夠最好的把握不同利益的平衡。這種政治理念一定程度上在美國得到了繼承，尤其是在《聯(lián)邦黨人文集》中，美國的國父們充分肯定了黨爭對于政治的重要意義。
在法國，對于英國式政體的討論由來已久，18世紀前半葉由于伏爾泰、孟德斯鳩等親英派的影響，法國人對于英國的認識相對理性，然而隨著七年戰(zhàn)爭的爆發(fā)，反英情緒在法國高漲起來，并進而影響了法國人對英國式政體的看法，法國人認為英國充滿著貪婪和私利，維持黨派和利益平衡的英國憲法不過是派系之爭和暴力的來源，在法國人眼中，英國在經(jīng)濟上是貿(mào)易公司和雇傭兵的犧牲品，政治上則被派系和政黨撕裂，他們甚至嘲笑道：“什么樣的體制會如此輕易地就飽受民眾之害，甚至犯下不可想象的弒君之罪？”（很快你們就會知道了）從這個角度而言，王政派在制憲議會中的挫敗，只是長期以來對英國式政體敵視的縮影，在大多數(shù)革命者眼中，無論他們將在之后被劃歸于斐揚派、吉倫特派還是雅各賓派，一個神圣而不可分裂的法國都是無可爭議的。
然而奧爾良王朝卻成為了一個例外，他身上體現(xiàn)出典型的英國式政治風格，而奧爾良王朝時期也成為近代以來僅為罕見的英法關系相對融洽的時期。奧爾良王朝是當時歐洲唯一一個宣稱自己是資產(chǎn)階級君主制的國家，當然這里的資產(chǎn)階級指的是廣義的富裕階層，而非馬克思意義上以生產(chǎn)關系為標準的資產(chǎn)階級，后者直到1850年代才在法國出現(xiàn)。這種政治風格集中體現(xiàn)在路易·菲利普本人身上，路易菲利普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了樸素的形象：在下議院低調的加冕、經(jīng)營自己重視家庭的形象、他走路上班，手里還拿著現(xiàn)代人勤儉的標志——雨傘，而拿傘的國王這一形象幾乎成為資產(chǎn)階級君主制的標志。在他的統(tǒng)治下，基佐領導的自由派掌握了權力，他們立即擴大了選民名額，宣稱自己是理智而穩(wěn)定的中間派。
然而當奧爾良王朝宣稱自己是資產(chǎn)階級君主制時，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是中間性質的，卻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誠然，奧爾良王朝將選民資格的財產(chǎn)要求從300法郎下降到200法郎，候選人從則1000法郎下降到500法郎，從而使得選民人數(shù)從10萬人擴大到25萬人，然而這樣的數(shù)字也只是使得選民人數(shù)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從復辟王朝時期的0.2%擴張到0.7%——換句話說，國家的統(tǒng)治者從占全國人口0.2%的精英轉換為占全國人口0.7%的精英。這25萬人有55%以土地為主要收入來源，另外45%來自于地產(chǎn)和其他行政或職業(yè)活動，投票仍然是有教養(yǎng)精英階層的特權，而非真正位于中間位置的民眾。
誠然，上議院不再是貴族的專有權利，并且取消了爵位世襲，然而整體而言，立法結構中的人員變化并不劇烈，下議院的地主比例從31%下降到23%，貴族比例則從40%下降到30%，但是商人的比例仍然很低，從1829年的14%上升到1831年的17%，再到1840的13%。而在政府機構中，基佐領導的新政府更換了83%的省級官員，88%以的省級以下官員，只有7名波旁王朝的省級官員得到了留任，軍隊和司法部門同樣如此，但是這與其說是革命不如說是復原，在83名省級官員中有53名新官員曾在拿破侖時期任職，他們大多出身顯赫并且世代從政。
因此，盡管路易菲利普反復強調自己參加過瓦爾米戰(zhàn)役，到過熱馬普，以此強調自己與大革命的延續(xù)性，但是奧爾良王朝與復辟王朝并不存在本質上的區(qū)別，只是將統(tǒng)治者從全國人口0.2%的精英轉換成了0.7%的精英，法國仍然是一個農(nóng)業(yè)國，被占有土地的名流統(tǒng)治，只是人數(shù)略有增長，路易·菲利普用拿破侖時代的“自由與秩序”取代了大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博愛”，并試圖用帶有資產(chǎn)階級色彩的《巴黎女人》取代《馬賽曲》，所以最終他也將在1848年響徹巴黎的《馬賽曲》中走向覆滅。從這個角度而言，奧爾良王朝之所以被視為資產(chǎn)階級政權，更多是因為他們宣稱自己是資產(chǎn)階級政權，而這種宣稱則進一步導致英國式政權在法國的徹底失敗。
接受圣西門思想的法國左翼重拾起西耶斯的第三等級論，將資產(chǎn)階級視為新時代的貴族，激進共和主義者米永寫道：“貴族制的遺骸在資產(chǎn)階級的統(tǒng)治下又重新復蘇了，讓我們繼續(xù)推翻它吧！”甚至連天主教也成為左派的思想資源，圣西門主義者從基督教中提煉意識形態(tài)，他們在1848年宣稱只有民主共和主義才能在資本與信貸帶來的惡行，實踐福音的承諾。就像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者將兩院制、聯(lián)邦制以及權力平衡視為對祖國的分裂一樣，法國人再一次否決了英國式政體。換句話說，1848年的革命者不僅反對奧爾良王朝本身，更反對作為奧爾良王朝政治基礎的英式政治理念。
為什么法國始終無法建立一個自由的、中間階級的英國式政權？薩拉·梅薩認為這涉及到法國政治文化中的一些關鍵因素，比如不可分裂的人民和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因素。英國式政體立足于少部分精英的統(tǒng)治，然而奧爾良王朝的反對者始終高舉著普世主義和精神性原則，即使面對著19世紀的階級分化，法國人也從未將其視為一種客觀事實，而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礙，而國家則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huán)。從這個角度而言，在法國的語境中，“資產(chǎn)階級君主制”這個詞就像“人民富豪”一樣，本身就是矛盾的，因為君主制必須代表整個民族，而不能僅僅是某個階級，即使他是中間的那個。
福音書只承認兩種形式的偉大，權力和貧困，前者演變?yōu)檎喜⒊阶蟆⒅小⒂胰齻€派別利益的波拿巴主義，后者則演變?yōu)榇碚w性人民的共和主義，從這個角度而言，近代法國的政治斗爭不是在左派與右派之間進行，而是在左翼的共和主義與統(tǒng)合左中右的波拿巴主義之間進行，在那些聲稱自己代表（represent）人民的一方與就是（embody）人民的一方之間進行，介于兩者之間的奧爾良式中間道路的探索只能走向失敗，他沒有任何超越性，他就像路易菲利普本人那樣世俗而平凡——一個拿著傘的國王。
奧爾良王朝在近代法國的尷尬地位，進一步促使我們對一些傳統(tǒng)的概念進行反思，比如——西方。當我們在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時，首先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在于：西方真的是一個整體么？今日我們所說的西方政治，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只是“英美”，而不能涵蓋歐洲大陸，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國人是如何反對、抵制英國式的政治理念，他們始終相信國家與民族的神圣與不可分割，而英國式的平衡在這種普世主義觀念下，在實際上被等同于分裂，因此他從未在法國生根發(fā)芽。也正是因此，薩拉·梅薩在《法國資產(chǎn)階級》的結尾中提及：英美模式或許并非式西方文化的典型，而只是一種“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