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日本家庭婦女山下英子搞了個“斷舍離”，出書立說，受到追捧，在中國也蔓延開來。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淵源很深，儒家、釋家和道家均有牽連。按說中日傳統文化不推崇極端性的生活實踐，山下英子的“斷”“舍”“離”，都是毅然決絕的做法，想來是生活的境遇，讓她苦不堪言而咬牙切齒地下了狠手。
“斷舍離”說白了就是減少需求。許多學者說，日本失去了“十年”或是“二十年”，經濟要死不活，或許與這種“斷舍離”不無關系。想想也是，政府、商家外加學者不論如何刺激、廣告、引誘，打死也不買，買了的還扔出去，再勸說全日本人民比照執行，日本經濟要還能好，豈非咄咄怪事！再一想，中國的男女老少若是“斷舍離”起來，我們的經濟會走到哪個地步呢？
在過往的經濟生活中，物質產品的豐富，幾近就是人類追求的目標；物質產品的擁有，幾近就是人類自由和幸福的別名。這與過往物品貧乏的短缺經濟相關。確實，要這物件沒有，要那東西不在，人類哪來自由，幸福更是遙遠。它激發起人類生產的高度熱情，引動了市場制度的強烈擴張與繁榮。結果是，經濟高速增長，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發達區域、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甚至出現了某種形態的“產品過剩”和“經濟危機”。
1929年至1933年之間發生了一次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被稱為“大蕭條”。大蕭條從美國開始，以1929年10月的股災為開始，隨后席卷了全世界，各國經濟都遭到重大打擊，美國失業率一度飆升到25%（來源：Wikipedia）
就在各個發達和新興經濟體一次又一次地政策刺激、結構調整和消費鼓噪，試圖消化整個社會的“產品過剩”和戰勝“經濟危機”，再掀起新一輪經濟增長浪潮時，回頭一看，老百姓家里的“產品過剩”已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居住空間被越來越多的產品占據，附著在產品上的自由和幸福蕩然無存；更有甚者，過多的產品反過來限制了人的活動時空，使用產品的人被產品奴役。
過往的經濟生活反映到經濟學里，“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一直是主核，“將餡餅做到最大”成了經濟學追隨的頭等重要目標。不論是主流的還是非主流的經濟學學說，無一例外地努力去發現生產提升的奧妙，經濟增長理論始終占領著經濟學的大半壁江山；人與市場的關系甚至可以簡化為人與生產的關系；經濟學里人類的自由和幸福，幾乎完全等同于物質產品。
鑒于源自經濟生活的“生產”經濟學，反過來會“教化”人們去從事經濟活動，經濟生活也就更為偏重“生產”；偏重“生產”的經濟生活，又以疊加的方式，反復強化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就這樣，“生產的”經濟生活和“生產的”經濟學在相互促進中，共同制造出了人與市場關系的一種巨大傾斜——供給優先，供給為王，供給就是一切；甚至于有這樣一說，“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言下之意，物質產品供給再多，人類的需求都能夠消化，而且是自然而然地消化。
今天手機已成為更換頻率最高的電子產品，因為新技術的創新在手機領域非常突出，每一個技術細節的創新都可以成為廠商推出新款手機的理由。而因為這些并不具有顛覆性的創新就購買新手機，來取代還沒到使用壽命的舊手機，往往對消費者來說并不是理性的選擇（來源：eastside-online.org）
可悲的在于，當物質產品的豐富達到某種高度，經濟生活已經出現社會性的“產品過剩”和“經濟危機”時，經濟學囿于自身歷史的慣性或“路徑依賴”，仍然從生產或供給角度思考問題，尋求答案，提出新的經濟增長政策建議。那些以“供給學說”為名的諸多經濟學理論，完全不睜開眼睛看看面前的現實，我行我素地堅持在“供給”一方海天闊論。
在這些經濟學看來，“供給”才是解決“產品過剩”和“經濟危機”的最終和最佳藥方——“以毒攻毒”從來不只屬于自然界，也屬于社會經濟生活；只有“供給”越多，產品才越不“過剩”。
這就不得不從需求一方來看問題了。要使“供給”增加得到圓滿消化，相應的需求就是必須的，一些冠名“需求學說”的經濟學應運而生。千萬不要以為，這是經濟學從“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向“消費理論”或“需求學說”的轉向，這僅僅是為了證明“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的邏輯成立而被迫添加的附加理論假定，并非立足于人類歷史或現實的真實“需求”而來的理論成果，說其為“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的輔助部分更為貼切。
“生產的”經濟學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潛在前提，認為人對于物質產品的需求欲望是無限的。只要滿足這種欲望的手段存在，需求無限擴大的可能性就會變成現實性。由此，經濟學家們“邏輯地”推演出了滿足需求欲望的制度性建議，告訴人們，經濟世界只需某種社會宏觀政策的“猛藥”，例如讓老百姓擁有足夠多的收入或貨幣工具，吸納任何量級“供給產品”的“天然黑洞”就將出現。
刺激投資，鼓勵生產，加大供給，其作用恰恰就是提供給社會更多的滿足需求欲望的收入或貨幣工具——“供給”并不只是意味著生產出來物質產品，它同時意味著提供消化這些物質產品的所謂“有效需求”。通俗說就是，新生產出一件產品，生產者相應得到一份新的“購買力”，它一方面消化新產品，一方面帶動更多的需求。就這樣，在一次又一次的“產品過剩”和“經濟危機”之后，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便以光怪陸離的形式變幻，登上了一次高于一次的峰巒。
在此值得一說的，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從字面上看，這種理論并不是“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而是十足地道的“需求學說”。經濟學界稱凱恩斯的理論為“凱恩斯革命”，正是看到了他從需求一方入手來分析經濟運行的不同，一反歷史上的“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而論之，標新立異，令人耳目一新。
最要緊的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診斷，為治療“產品過剩”和“經濟危機”疾痛提供了明確的方向，這就是通過增加政府投資或公共工程，增加貨幣投放等，來增加“有效需求”，消化“產品過剩”，戰勝“經濟危機”。由此看，凱恩斯破天荒地開啟了“需求學說”之途。其實，這是天大的誤解。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一反自18世紀亞當·斯密以來尊重市場機制、反對人為干預的經濟學思想，主張政府應積極扮演經濟舵手的角色，通過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對抗經濟蕭條（來源：Wikipedia）
“凱恩斯理論”的核心，是就業理論，就業卻不過是生產的另一種說法。他的“充分就業”學說，就是希望全社會有就業能力的人，都能夠獲得工作機會，人人“樂業”而達到全社會產量的最大。顯而易見，這是明白不過的“將餡餅做到最大”的“生產理論”，也就是從市場角度來看的“供給學說”。“凱恩斯理論”與其他學說不同的，并不是他如何地遠離了“生產”或“供給”，也不是他如何地轉向了“消費”和“需求”，而是他看到了“生產或供給并不能夠自動生成需求”，因而需要對“需求”進行干預，以保證全社會最大化產量的“不過剩”，不發生“經濟危機”。
為什么“凱恩斯理論”會在以往的經濟實踐中，特別是在經濟危機發生時受到推崇？恰恰是因為它為“供給最大化”的實現提供了一種實用的政策建議，對戰勝“經濟危機”貢獻了一種短期見效的辦法。從根子上說來，“凱恩斯理論”仍然是“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只不過有了“需求”的視角而已。
或許這樣的結論會引來激烈的爭議，但有足夠的理由認定，迄今為止的主流或非主流的經濟學，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消費理論”或“需求學說”，更談不到由此而來的完整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從人類歷史的、現實的經濟生活需求來構建的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基于人類自由和幸福的需求來構建的經濟學理論，還沒有萌芽。
然而，經濟世界的現實，正在無情地鞭笞既有的經濟學理論學說，迎接一場經濟學真正革命的到來。
當下的經濟世界出現了兩個嚴重的錯位：一個是家庭和外部社會的錯位，即外部社會繼續狂熱生產和家庭內部物質產品嚴重過剩之間的失衡；一個是家庭和物質產品的錯位，即家庭由物質產品的主人轉變成仆人的顛倒。歷史和邏輯都告訴我們，扭曲終究是要歸位的。兩個錯位顯然在期待一次糾正，一種反轉，一場革命。
山下英子的“斷舍離”本是解決自己居家問題的。不買進不需要的東西，處理掉手里沒用的東西，讓家的空間寬敞起來。不曾料及的是，一個讓家庭成員獲取舒適感的舉動，贏得的不只是大的居住空間，還有內心的自由自在，因為從此不用再對過多的物質產品牽腸掛肚、勞心費神。更不曾料及的是，山下英子不止一個，而是成千上萬，聚合起來就是一個時代。要知道，那些“斷舍離”的東西，曾經滿足過無數山下英子的欲望，轉眼便無情地束縛了她們的心靈。心無自由，便無舒適，更談不到幸福。山下英子們痛下決心“斷舍離”，理所當然。
它預示著人類從物質產品擁有的“極度偏好”轉向“適度”；這也是一次人類經濟發展目標的重新定位，一味擴張生產的高速增長將被平衡生產的適度增長和不增長所代替；這更是一種人類理解自由和幸福真義的啟蒙，拒絕物質產品對人的奴役，回歸自由自在的狀態將主導人類精神生活。我們不驚奇這種“歸位”運動的到來，我們只是略微地驚訝，它為何會源起于如此普通的生活場景和如此普通的生活人群。
相應地，“斷舍離”也預示了一場經濟學革命的到來。
這場革命的表現形式，是糾偏過往經濟學畸重的“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真正從需求約束的視角或是供給、需求相互制約的視角，理解經濟現實，總結經濟運行，提煉經濟邏輯，構建新的經濟學理論；這場革命的深層本質，則是圍繞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人，實現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生產之事”到“生活之人”的轉變，推動經濟學的研究目的從服務各種經濟體向服務人類的自由和幸福靠攏，開啟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具體細微事實到一般宏觀邏輯的探索。可以肯定，這場革命將展示一幅嶄新的經濟學畫卷。
首先是人類的生活場景，將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這是由“生產之事”向“生活之人”轉變的自然結果。經濟學整體而言，是研究人與市場關系的理論學說。過往的經濟學偏重從生產或供給角度來看待人與市場的關系，大量的理論學說都是就生產談生產，就增長談增長，沒有需求方與市場的直接關聯。
即便是那些稱之為“需求學說”的經濟學，要么依附于“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要么完全從理論的抽象入手，設想需求的類別和人類的心理偏好，并非從經濟現實而來形成“需求學說”，缺乏經濟生活的基礎，缺乏人類歷史的支撐，很難說是名實相符的“需求理論”。
過往歷史的真實背景，其實是千千萬萬的山下英子們渴求物質產品，造就了生產或供給的持續繁榮，讓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或“供應學說”為時頗久地火爆耀眼。當山下英子們開始“斷舍離”時，生產或供給必然受到巨大的沖擊，過往入不了經濟學“法眼”的普通家庭瑣事，如今就根本不可或缺——山下英子們的日常生活場景，不再是飄散在經濟學歷史風中的塵埃，而將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要素。甚至于，經濟學可以梳理過往山下英子們渴求物質產品的歷史，重新構建以往經濟學的理論框架，邏輯地展示人類對待物質產品從“擁有狂”到“斷舍離”的變化過程。這樣，山下英子們從理念到行為轉變的前后歷史，就將完整地成為經濟學內在的連貫邏輯。
其次是關心人類內心的自由和幸福，將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導向。人類對于自由和幸福的感受與理解，是具有強烈歷史感的。換句話說，社會歷史的前行，人類的自由和幸福觀是變化的，由低向高移動，構造出上行的歷史層級來。經濟學與這種歷史層級，有著天然的、直接的關系。
在短缺經濟時代，人類的自由和幸福與物質產品的多寡緊密相關，經濟學研究以“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為主核，實質上，就是通過研究“如何將餡餅做大”，將人類從物品匱乏的“不自由”和“不幸福”中解放出來；只不過，那時“生產的”經濟學，過于偏重在物質產品生產理解的表層，未去探求究竟是什么驅動著“生產的”經濟生活——人類對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以及由此產生的拉動生產的巨大力量，完全消隱在“生產的”理論學說之中。經濟學好像無關乎人類的自由和幸福，其本有的高貴品質被自己的狹隘研究眼光所遮蔽。
“斷舍離”從人對物質產品態度的根本轉變，將當下人類對自由和幸福的理解，清晰地展示出來。如果說，過往的經濟學在混沌之中，通過對物質產品的“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的貢獻，無意識地服務了人類的自由和幸福，那么，山下英子們的“斷舍離”，則直接將內心對自由和幸福的感覺，表達了出來，讓經濟學在研究物質產品的需求之中，看到了人類自由和幸福的真實訴求。這是一個拐點性質的時刻，經濟學深入到人類內心中去的時代到來，物質產品掩蓋下的自由和幸福直接地走進經濟學的學說。
經濟學從理解人類存在的價值，理解人類內心的自由和幸福入題，從根本上去理解人類需求的特性，進而理解人與市場的關系，理解“生產”或“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和合理均衡，而不是“需求欲望無限論”下的單向“生產的”經濟學的畸形發展。
由此來看，經濟學的發展經歷，就是關心人類內心自由和幸福的歷史，只不過，過往是在物質產品“生產的”表層無意識地關心，而如今則直接進到人類內心去理解而已。我們所說的全新經濟學畫卷的展開，這里給出了最為核心的部分。
既然研究的重要內容將是人類的生活場景，研究的目的是要服務人類的自由和幸福，那么，經濟學方法論的變革就是必然的。“斷舍離”的案例告訴我們，一個山下英子微觀的鮮活生活故事，聚合出了千萬個山下英子對物質產品需求的宏觀經濟大局，那么，從真實的經濟生活里，去發現“斷舍離”類的小事，理解并分析其中人類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成分，以及這種成分可能的廣泛代表性，進而預測“小事”合為“大勢”的走向，就是未來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內在要求。這就是“解剖麻雀”而認知全體麻雀，甚至于認知同種鳥類的方法，以及“由小見大”或“見微知著”的類比邏輯演進方法。
這種方法與過往經濟學最大的不同在于，真實的經濟生活是經濟學的起點；經濟生活的歷史演進軌跡，同時就是經濟學的邏輯發展路線。換言之，經濟學的方法，與其說是經濟學家頭腦里的思維構建，不如說，是經濟學家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發現和總結更為貼切。我相信，這種從微觀的經濟生活事實出發，演化成宏觀經濟邏輯的經濟學方法，將逐步主導經濟學的研究。
盡管經濟學革命到來的信號日趨強烈，頗為遺憾的是，當前大量的經濟學者仍然承受著歷史的積淀負重前行——“生產理論”或“供給學說”熱度不減，名實不一的“需求理論”也還熱鬧非凡，但就是對眼前經濟生活中預示著未來“大局”的“小事”視而不見，著墨無幾。不錯，作為帶有劃時代特征的經濟現象，“斷舍離”類的經濟生活故事，遲早會成為經濟學家們言說的話題；人類對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也必將為經濟學家所熱衷探討。然而，及早地在這類經濟生活現象里，去發現共性，總結規律，提煉邏輯，構建全新的經濟學學說，比起那不得不說時的“事后諸葛亮”理論，更有益于我們認識眼前的經濟世界和改造這個世界，造福于人類。
作者簡介：陳彩虹，1957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長沙市，祖籍湘鄉市。現任中國建設銀行董事會秘書，高級經濟師，中國金融學會理事，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理事。出版有《現代貨幣論叢》《“經濟人”的理性》《錢說——貨幣金融學漫話》《世界大轉折》等十多部著作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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