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小說與電影中對華人的惡意或嘲諷刻劃由來已久，其中最知名的反派角色正是筆名薩克斯?洛穆爾的英國人阿瑟?亨利于1912年創造的傅滿洲，許多歐美影視中的負面華人角色，幾乎都是以傅滿洲為藍本再次創作，如1934年美漫《飛俠哥頓》中居住于“蒙戈”（Mongo，諧音蒙古）星球上的大反派“無情明”（影射明朝）、漫威繪制的罪犯“黃爪”都是。即使是以打擊犯罪聞名的虛構警探“陳查理”，也被塑造成一個滿口破英語、動輒“子曰”或“老祖宗曾曰”、子女多達14個的滑稽胖漢，用以嘲笑中國人英語不佳、崇拜祖先與儒家、家庭人口眾多。
因此可以說，華人在歐美影視文藝作品內的形象一直以來都蒙受不實的扭曲。 在洛穆爾的筆下，傅滿洲是1840年出生的中國人，為了征服世界而密謀各種邪惡計劃，并精通多種語言、科學與毒藥的調制，還透過不知名的魔藥延年益壽。只有擔任過英國駐緬甸專員的白人警探史密斯，孜孜不矻地為“不只關系到英國政府的利益，還關系到整個白色人種的利益”努力對抗傅滿洲。洛穆爾還借史密斯之口這樣形容傅滿洲：“額頭像莎士比亞而臉孔像撒旦，眼睛細長充滿魅惑，閃爍著地道的貓眼綠。
再想象這個人集整個東方人種所有殘忍狡猾于一身、智力巨大無朋、精通古今科學和擁有富可敵政府的資源（可這個政府又否認知道他的存在）。在腦海里素描這樣一號人物，你就會得出一幅傅滿洲博士的圖像。他是化身為一人的黃禍！” 靠著這樣一個象征“黃禍”的具體化人物，洛穆爾出版一系列傅滿洲小說，并依賴版稅與翻拍電影的利潤過上極為富裕的生活，但洛穆爾竟虛偽地辯解“我極尊敬中國人”、“我從沒說傅滿洲代表中國人。我唯一說過的是傅滿洲代表傅滿洲，他的所作所為都是身不由己，我何嘗不然”。然而洛穆爾的“身不由己”，讓自己賺進大筆鈔票，也讓歐美電影商以此拍出一部又一部傅滿洲電影日進斗金，更讓歐美人民加深中國人狡詐邪惡又高深莫測的偏見。
傅滿洲的創作源起，是來自彌漫歐美的“黃禍”恐慌，以及洛穆爾對英國唐人街治安敗壞的偏狹成見。說到歐美對“黃禍”的想象，既混有13世紀蒙古西征的久遠恐懼、也有對中國龐大人口將取代白人的擔憂、還有義和團之亂的夸張渲染、更有憂慮中國復興后將征服世界的莫名宣傳。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最衰弱、最分裂、遭歐美列強軍事與經濟剝削最嚴重的危亡之刻。
虛構的傅滿洲給歐美大眾的印象太深，而且洛穆爾提過傅滿洲擁有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國索邦大學、英國愛丁堡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等名校的法律、哲學與醫學博士學位，但又強調其殘忍狡猾來自東方人的性格使然，徹底將傅滿洲視為一個中西文明結合的最負面人物。這種描寫傳達三種信息：一是對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發自內心的敵意與厭惡，認定“東方”代表的只有混亂與邪惡，所有負面元素必是源自彼處。二是對中國現代化的排斥和畏懼，畏懼中國吸收西方文明長處后，將成為西方的最大威脅。三是借由中國的神秘與茁壯，宣揚西方文明的優越，因為傅滿洲的陰謀總是遭史密斯等白人揭露破壞。除此之外，小說與電影都描摹過傅滿洲捕捉白人女子以誕下子嗣的情節，無非是奠基自種族優生學的詭異想象。結果傅滿洲的女兒花露水卻若有似無地傾心史密斯，等同暗示西方白人男性的強大，這使得傅滿洲系列不但從反面映襯歐美文明的必勝論，更混有男性霸權的性別宰制意味。
如此侮辱性又娛樂化的角色，歐美自己其實也很清楚個中的歧視偏見，因此在二戰期間，為了不讓中國盟友不悅，美國政府曾下令一家電影片商停止制作手頭上的傅滿洲電影。美籍作家賽珍珠以正面筆調描繪中國社會撰就的小說《大地》，此時才是美國想要宣傳的范本。但諷刺的是，電影版的男主角王龍和女主角阿蘭，竟由出生在奧地利的白人美籍演員出演，美籍華人女星黃柳霜曾想爭取演出，但被片商米高梅拒絕，由此可見西方對華人的抵制是多根深蒂固。
美蘇冷戰開始后，對“紅色中國”的敵視和恐懼又掀起一波新的傅滿洲電影熱潮。扮演過多次該角色的英國演員克里斯托弗?李自承在幼時讀過洛穆爾的小說，因此“我盡力不去得罪任何人，不把傅滿洲演得會讓中國人感到受冒犯”。但傅滿洲本身就是個帶有強烈偏見的華人角色，要如何演得令中國人感到舒坦？所以當克里斯托弗?李面對于片中飾演他女兒的華人演員周采芹時，便不免泄露出真實的顧慮：“她畢竟是中國人，而她的爸爸麒麟童（中國著名京劇演員周信芳的藝名）是非常知名的演員和歌者，我不認為直接問她是恰當做法，因為東方人非常在乎面子。她是不是認為那出戲某個意義上是諷刺中國人和他們的風俗……我始終無法得知”。結果周采芹在1988年出版的自傳《上海的女兒》給了肯定的答復：“我不得不活在問心有愧中，因為我在我的演藝事業里一度讓自己的民族失望，我罪在當過傅滿洲的女兒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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