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時報記者 孫妍
古有武林盛事“華山論劍”，今有學界盛舉“西湖論劍”。
6月25日，全球二百余位學士鴻儒齊聚西子湖畔，共議人類命運之大事，而發起人正是阿里“風清揚”馬云是也。
馬云緣何發英雄帖，廣集天下有識之士？這還要從去年此時說起。
2018年6月26日，15名全球科技界“羅漢”齊聚杭州與馬云閉門探討，成立了羅漢堂并發布《羅漢堂使命宣言》，立誓以研究解決科技發展伴生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為己任，秉承“天下為公”的出世理想與古代豪俠們兼濟天下的使命，“不為阿里巴巴而建，而為全世界服務”。羅漢堂“阿里巴巴最佛系出塵的組織”便得名于此。
在這短短一年間，全球數字經濟可謂風起云涌：互聯網經濟對中國GDP貢獻率已達60%；AI人工智能已通過物聯網設備“飛入尋常百姓家”。但與此同時，臉書數據隱私泄露丑聞、自動駕駛撞人等慘劇也在發生。
于是，羅漢堂與達摩院、湖畔大學聯手，召集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及百余位全球學者，票選商議出了數字經濟時代關于人類未來的十大問題：
1.人工智能的發展會不會讓普通人面臨失業危機？
眼下美國對AI的擔憂達到歷史高點，但實際上美國失業率是半個世紀以來的低位。2018年11月美國的失業率達到3.7%，這是196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技術革命并沒導致失業率上升，但會帶來新的工種以及縮短工作時間。
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Sir Christopher Pissarides）說，從1980年以來的就業數據顯示，就業逐漸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變。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如何讓自己和下一代為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美國哥倫比亞商學院金融學和經濟學教授也表示，技術的不斷進步讓人們有了更多閑暇的時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顯示，生產力越高的國家每周工作時長越低。
2.我們應該先控制風險還是先迎接數字技術？
要達到5000萬用戶，電力花了46年、計算機花了14年、互聯網花了7年、皮卡丘花了19天。今天，在低收入國家也有60%的人擁有移動手機。決策時間前所未有的短，錯過成本前所未有的大。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說，現有對經濟的衡量集中在對經濟增長的關注，忽略了健康、生活便利等其他福利。數字經濟的長期影響是深度多維的，需要一個更多維的框架衡量個人和社會福利。
3.如何才能減少鄉下六旬老人與城里年輕人之間的信息鴻溝？
技術革命既讓地球能夠養活的人口從10億增加到70多億，也引發過兩次世界大戰。關鍵是能不能以最快速度，讓盡可能多的人受益。
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認為，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體現在增長速度上，還體現在偏遠、貧困群體與現有經濟資源的結合速度上，這是令人震驚的普惠增長模式。
美國馬里蘭大學助理教授阿爾伯特·羅西（Alberto Rossi）提出，智能投顧能夠幫助用戶更穩健地配置資產，尤其是對投資經驗少、現金持有比例高、頻繁買賣的用戶而言更是如此。智能投顧讓投資更普惠。
除了智能投顧，AI正在逐漸抹平城鄉教育差距是一個很好的佐證，湖畔大學學員、英語流利說CEO王翌博士分享了一個案例，2016年，流利說為青海果洛道扎福利學校學生捐贈人工智能課程，經過一年的學習：學生的中考平均分比一年前提升了近20分。
傳統老師的教學需要的時間大概為95～480小時，AI老師只需要經過36.8小時的教學，就可以使學生們的成績上一個等級。而且，教育成本也在下降，流利說的成本為103元，但中國傳統老師的授課價格在1～1.5萬元。
4.我們的數據隱私到底掌握在誰的手中？
2019年5月25日，正是“史上最嚴數據法”GDPR出臺一周年的節點，數據隱私越來越被公眾所關注。
19世紀末，當電話剛在美國推出和普及時，《紐約時報》曾刊登評論指出：“電話不僅會收錄兩端的聲音，甚至會將其路線經過之處的聲音都收錄下來，因此當這千萬的電話線從居民屋頂經過，所有秘密都將公之于眾，惟有沉默才是安全”。這類關于電話的設想或許在現在看來不切實際，甚至可笑，但是在當時民眾對電話技術并不夠了解的時期，這類憂慮是有廣泛共鳴的。
2014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讓·梯若爾（Jean Tirole）認為，我們如何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同時，不遏制科技的進步和創新的向前？我們想倒掉洗澡水，但別把寶寶也潑出去了。
5.互聯網讓市場更公平還是更壟斷？
數字時代，消費者和生產者被合成一張網，它就是平臺。在全新的協同關系中，各方的收益、責任、工作方式、福利保障等都發生了深遠變化。那么，誰是平臺經濟的受益者，是所有參與者還是少數平臺公司？平臺的邊界到底在哪里？
馬云說，這個問題在阿里巴巴內部也在進行討論。第一次技術革命產生了工廠，第二技術革命產生了公司，這一波數字技術革命產生了平臺。平臺是一家企業，但創造了很多就業，參與了很多社會事務，平臺的責任到底是什么？
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說，互聯網和平臺經濟能夠有效打破制約成熟市場發展的阻礙。在中國，沒有互聯網，農民只能進城打工才能提高收入，互聯網讓他們在家鄉也可能獲得同樣的發展機會。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理查德·霍爾登（Richard Holden）認為，數字技術改變了企業的協同方式和邊界，讓原本很多公司內部才能完成復雜的協同變得高效和透明，更多的事務可以在公司外部由市場協同來完成。這給小微企業帶來更大的生存空間，更高效地利用資源做專業化分工。
他同時認為，“贏者無眠已經成為常態”，大型平臺的競爭優勢來源于網絡效應，這種競爭優勢很難從無到有的建立，但是已有平臺的地位也很脆弱，平臺必須時刻創新和更好地服務用戶，才能保持競爭優勢。
6.治理機制要如何改變才能適應數字時代？
汽車誕生于歐洲，汽車商用的黃金時代卻在美國。在數字時代，什么樣的政府、市場和公司治理機制，才能適應今天自下而上的創新和新協同機制。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m）認為，人工智能正在改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機制，也會改變我們制定政策的方式。
7.金融服務在越來越平民化的同時，會不會引發更多的風險？
眼下，數字技術讓賣茶葉蛋的老太太和銀行行長享受到同樣的金融服務。但金融創新，包括數字貨幣，也可能帶來新的不確定性。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m）認為，數字經濟時代，信息是一種新的抵押品。有了數字平臺上收集的信息，小額借款人獲得信貸不需要抵押品，因為貸款人比借款人更了解他的信譽。在這方面，平臺模式更接近于西方信用卡的基礎模式，同時因為它基于數字識別，并包含大量數據，所以比信用卡便宜得多，也不容易被欺詐。
8.數字時代全球化會走回頭路嗎？
技術、貿易和知識的自由流動和分享是全球經濟繁榮的核心動力，在世界經濟分化嚴重、技術發展參差不齊的今天，如何推動全球數字經濟協同，讓每一個國家受益？
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說，讓他感到興奮的是中國的數字經濟增長范式能夠啟發其他國家，開發巨大的國內市場就能帶來巨大的增長機會。在此基礎上不難想象，只需要一點點的國際合作，這種發展模式就能推廣到全世界。各國小微企業參與到國際市場中或將成為下一個增長引擎，這才是最激動人心的事。
9.人工智能該不該有道德觀？
無人駕駛汽車必須選擇撞向一邊，左邊是老人，右邊是小孩，它該做何選擇？這該由算法來決定嗎？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說，機器并不是自己在學習，它們學的都是人類輸入的數據，是人類在告訴機器要學習什么。因此，人類在給機器提供數據的時候，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見。
本特·霍姆斯特羅姆則表示，人工智能將來作為公司的“一員”，需要對他們進行激勵，人工智能也應該具有工作動機，人類應該給他們提供正確的動機。人工智能眼下還處在非常初期的階段，它還在吸收很多數據，在辨識模型。什么時候它能把某一個邏輯舉一反三用到不同的場景，那才可以說人工智能有了非常大的飛躍。
10.大算力和大數據一定會讓我們離真相更近嗎？
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大數據和大算力做決策，接近真相；在一秒鐘內能摸象腿數百萬次，我們就一定會避免盲人摸象了嗎？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拉爾斯·彼得·漢森（Lars Peter Hansen）說，數字經濟時代，豐富的數據確實為經濟學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但是實證分析本身的價值則非常有限。對于實際發生什么和可能發生什么，理論模型卻能幫助我們做不同情形和不同政策下的比較。因此純數據驅動具備一定的局限性，模型能讓人們在大數據時代做更好的決策。
托馬斯·薩金特認為 ，大數據和大算力提升了抽象信息理論的價值，它們的高速發展對處理信息的方法論提出更高要求，更優的信息估計技術、算法博弈論、多元時間序列算法和數據模擬技術等都可以在大數據時代散發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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