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小飛刀
1865年3月23日，雨果在日記上寫到：下雪，買下一大批中國的絲織品，賣主是個參加過遠征軍的英國軍官，東西是他從中國皇帝的圓明園搶來的。15（英鎊）360（法郎）。老天吶，整個中國在地上跌得粉碎！
在后來選入中國語文課本的名篇——《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寫道：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凈凈的法蘭西會把這份戰利品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那才是真正的物主。
我們把平等不偏私稱為公正，把相信公正的實現稱為理想。然而159年過去，雨果當年期盼的歷史的公正依然沒有實現。
從今天早晨開始，巴黎圣母院的一場火引發了中國輿論場的一場火。最新的輿論是，對那種把巴黎圣母院和圓明園聯系在一起的聲音嚴加批判，他們說，這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以歷史的名義發泄自己的情緒，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義和團”。
巧了，巴黎圣母院和圓明園是能“混”一塊的，還不是別人，就是雨果。
孤獨的雨果
我們現在都知道，雨果是世所敬仰的大文豪，他的小說《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影響了無數人。
我們卻很少知道，雨果在世時是不怎么受待見的。曾經因為反對拿破侖三世復辟，被迫流亡英吉利海峽中的根西島19年。
他一生曾為兩座人類文明遺產大聲疾呼，都不能遂他的心愿：一座是圓明園，一座是巴黎圣母院。
今天巴黎圣母院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力，跟雨果的小說《巴黎圣母院》，那個 “艾絲美拉達”、那個“卡西莫多”有非常大的關系。雨果當年創作這本小說的初衷，也是想批判當時把藝術“視同草芥”的法國人，呼喚人們對歷史遺產的重視。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圣母院差點被摧毀。教堂被改為“理性神殿”，后來準備改成倉庫，門洞上方“國王廊”里的二十八尊以色列和猶太歷代國王雕塑，被憤怒群眾當做王權的象征，拆下來當廢品賣了。圣母院珍寶庫被洗劫一空，到處是被移位的雕像和砍了頭的雕塑。
為此痛心疾首的雨果，開始了十多年的奔走呼吁，終于在1844年等到了修復計劃，然而雨果又發現，負責修復工程的建筑師夾帶了許多個人風格，雨果憤怒斥之：“眼看中世紀建筑藝術已落入何人手中，眼看今日涂泥抹灰的庸手如何對待這一偉大藝術的遺跡，真叫人痛心”。
當然，這在當時的法國屬于“多余的啰嗦”了。
圓明園同樣如此。
有中國學者研究，《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實際歷史上并不存在巴特勒上尉這個人，創作時間也不是在1865年附近。雨果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過去10年，歐洲輿論已經忘記了這場戰爭之后，依然念念不忘、義憤難平，在整理個人集時特意寫作了這一篇并加進去的。
包括，他反對拿破侖三世的統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他對中國的同情、對侵略戰爭的憤怒。
1870年，拿破侖三世想搞一次投票，確認法國人民支持他的第二帝國，有人詢問雨果的態度。雨果回答“反對”，因為拿破侖三世“聯合英國給中國看看歐洲這個文物破壞者的形象，用我們的野蠻行徑讓野蠻人目瞪口呆，和摧毀巴特農神廟的額爾金的兒子合伙焚毀圓明園……”。
雨果說，在根西島流亡期間說的這些話不是他的話，“這只是真理和正義在無限之中永恒而響亮的顫動”，是良心在說話。
正是本著這顆良心，雨果從保護人類共有的文明遺產角度，把巴黎圣母院和圓明園放在同等的天平上，為它們的毀壞痛心疾首，他在為歷史的公正疾呼。
但是，雨果在他那個時代又是如此孤獨，他為之疾呼的兩個遺產，巴黎圣母院面目全非、圓明園化為灰燼。誰都期待公正公理，抽象的道理誰都明白，但要在現實中實現它，又是何等之難。
公正，該如何是好
還是在《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中，雨果寫道：“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過錯；政府有時會是強盜，而人民永遠也不會是強盜?！?/strong>
話雖如此，但就當年那些被殺害被強暴的百姓，圓明園無聲佇立的殘垣斷壁而言，他們該恨的是法國、法國殖民者、法國政府，還是法國人呢？
有人肯定會說，當然是殖民者啊，政府和人民要分開。
但就現實當中的一個個具體的人而言，他們經歷過的看到的聽到的不一樣，他們抽象不了。
刀哥小時候對日本人的最初印象，來源于把刀哥帶大的外婆的故事，她說，日本人來的時候，她還是“學生子”，家里的廠房全給日本人的炸彈燒了，她和姐妹躲在雞圈里。她說她一輩子也忘不了，日本人的靴子在地上摩擦出的“踢踏、踢踏”聲。
她后來一生都瞧不得日本國旗。
我也從朋友那聽過完全相反的故事，他說他爺爺抗戰時期唯一遇到過的一隊日本兵，對他態度一直不錯，讓他上山砍柴買他的柴火，都會付不少錢，所以他爺爺一直覺得，日本人也沒有那么壞。
刀哥聽完這個朋友的說法，一度很“來氣”，但是一想，以當時中國人的受教育程度、國民意識，老爺子是完全根據他的感性認識和經歷來判斷的，自然狹隘，但也難再說什么。
今天，當很多中國人在塞納河邊沉醉，為巴黎圣母院宏偉的大理石雕、斑斕的彩色玻璃而震撼的時候；也有很多中國人在圓明園大水法的殘柱前扼腕、流淚。對人類文明遺產的珍視與喜愛，對文明遭遇破壞的惋惜和憤怒，這種心情是一樣的，是可以共通的。
更何況當年的“戰利品”并沒有“被歸還給被掠奪的中國”，中國人也沒有等到一句道歉，雨果泉下有知，或許沒有合眼；歷史的傷痕，也沒有完全愈合。既然大多數中國人選擇了寬容與原諒，我們也要寬容那些還不能接受寬容的聲音。
歷史的審判很難代替現實的審判，抽象的理性很難抵過現實的認識，這是公正與理性實現之難。
因為有這份難度存在，輿論中因此有一點雜音吧，我們也沒必要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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