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瑞爾·卡弗(Terrell Carver，1946—) 是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布里斯托大學教授。作為一名政治學家，他一直致力于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研究，代表作有《馬克思的社會理論》(Marx's Social Theory，1982)、《后現代的馬克思》(The Postmodern Marx，1998)、《劍橋導讀系列:〈共產黨宣言〉》(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2015)等。
2018年5月，卡弗教授應邀訪問南京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并參加了“紀念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會議期間，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的張一兵教授與卡弗教授就《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思想主旨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對話。南京大學哲學系楊喬喻副教授全程擔任翻譯，吳頔同學進行了錄音整理。以下是此次對話的主要內容。
張一兵：在您的書①中，您批評了從陶伯特開始的關于《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整理方案。但是，陶伯特的整理實際上是有前后期的，1972年在MEGA2試行版中先有一個陶伯特版本，后來在2003年又出了第二個版本，并且這兩個版本之間具有較大的差異。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的剛剛出版的MEGA2第四部分第5卷與陶伯特版本又有很大差別，但是與您此次的英文文獻版在總的思路上是接近的。
卡弗：是的，這本書是2014年出版的。
張一兵：多年前，我們曾討論過日本學者廣松涉對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編排方案的否定，實際上，這一方案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卷中任意刪除了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許多內容，并對文本進行了主觀拼接。對這樣一種偽造、制造和任意編輯的行為，我們曾共同提出反對，在這一點上，我們是一致的。事實上，近些年我們已經正式出版了1926年的梁贊諾夫版《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譯本，同時也翻譯出版了巴加圖利亞和廣松涉的版本，并將陶伯特的兩個版本(即1972年版和2003年版)合并為一本書出版。而您的文獻版則是第一次向英語世界的讀者介紹這部重要的文獻手稿，我想會產生比較重大的影響。在這點上，我認為您的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卡弗：謝謝您的肯定。
張一兵：不過在這里，我也想和您交換一個意見。在您看來，《德意志意識形態》并不是一本書，并且您明確反對這一文本代表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我以為，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來說，它是不是一本書并不重要。因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同樣不是一本書，它是一部沒有經過編輯的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也不是一本書，它是馬克思寫于1857—1858年的手稿。所以，《德意志意識形態》是不是一本有意撰寫的書并不重要。在2007年出版的《回到列寧》②中，我批評前蘇聯和中國學術界將列寧的“哲學筆記”變成了一本書，但是這本書并不存在，它只是列寧在近20年的時間里學習哲學的過程的記錄。而將它變成一本書，變成列寧的一個偉大的“辯證法”構想，這里面就包含了意識形態的各種因素。我在這本書中提出的觀點從表面上看與您是接近的。但是，在20年前的《回到馬克思》③中，我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分，就是我們在研究馬克思的思想時，實際上會面對三種文本。第一種文本是書，或者說是公開發表的文獻。第二種文本是手稿，我覺得，對于了解馬克思的思想來說，手稿比書更重要。第三種文本是書信和筆記，而筆記則更接近馬克思思想中最原初的東西。在這種關系中，手稿也好，筆記也罷，是不是書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馬克思真實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因此，即使《德意志意識形態》不是一本書，我也可以接受，中國的學者們也都可以接受。按照您的研究，《德意志意識形態》這個書名似乎是不能叫了，那我們就把它變成一個無名文本，或者用更確切的話說可以稱其為“1845—1846年哲學手稿”。它不是一本書，但可以是一部手稿，我的理解是:手稿和筆記可能離馬克思真實的思想更近。不知您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再補充一點。一個作者在寫一本準備公開出版的書時，實際上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馬克思，他當時是受到了普魯士書報檢查令的限制，書報檢查令規定，超過一定字數可以免檢，因此，按照列寧的說法，為了逃避書報檢查，《神圣家族》(翻譯成中文有將近60萬字)有不少內容都是為了湊字數而寫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并不多。因此，公開出版物受外部的影響很大，而在手稿中，馬克思并不需要考慮外部壓力和其他因素，可以直接地表達出他的真實想法。
卡弗：這里面存在許多我想談論的問題。首先，馬克思在撰寫一些公開出版物時的確會涉及多種考慮，比如，在《萊茵報》時期和《德法年鑒》時期，他要考慮能否出版、找誰出版以及資金的問題，也就是剛才您說的“書報檢查令”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在國外出版來解決。所以，當時的《新德法年鑒》和《新萊茵報》都采取了這樣一種方式，即在國外出版。其次，關于我與陶伯特的區別，我認為主要是方法上的不同，而非在具體的編輯上有多少差別。在我看來，在陶伯特那里，還存在一個作為最終成品的文本，而任何這類企圖都會抹殺其中的思考過程，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如何去呈現其中的差異性和思考過程。所以，我還是比較推崇廣松涉的編排方式，因為在廣松涉的編排中，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哪些是馬克思所寫，哪些是恩格斯所寫，以及他們又在何處做了怎樣的修改，而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原始手稿的獨特性在于，它不是馬克思或恩格斯個人的作品，而是由兩人合作完成的。那么在手稿中，在探討問題的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寫作的過程中，哪些是他們個人的意見，哪些是他們共同的意見，哪些又是不同的觀點?
張一兵：這一點的確很重要。我認為您的英文版最重要的貢獻就在于，在您的版本中第一次復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的修改過程中被刪除的內容。廣松涉在他的版本中區別了馬克思的寫作內容與恩格斯的寫作內容，同時又在手稿的原位上復現了兩人修改的過程，在去年出版的MEGA2第四部分第5卷中，修改的部分是在原來手稿的位置上印刷的，但是仍然沒有復現被刪除的內容。而您的稿本則保存了刪除的內容，從而第一次讓英語世界的讀者看到了馬恩手稿的原始情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績。實際上，在過去的10多年中，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科也建立了一個大型的電子數據庫，您用英文做的這件事情，我們也用德文—中文電子版呈現了出來。在我們的電子版中，每一個刪除的部分都通過電子文檔展現出來，并且所有不同的版本信息也都收錄其中。但是，我們沒有將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同的部分用不同的字體表現出來。而在您的書中，馬克思撰寫的文字部分用了加重體，而恩格斯撰寫的文字部分并未用加重體，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借鑒。
卡弗：謝謝您的夸贊。其實，學術界在理解上述手稿方面一直存在著一個比較大的問題。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該手稿是關于費爾巴哈的，但實際上，這部手稿的寫作是針對施蒂納和鮑威爾的，我在書中也做了詳細的解讀。那么，如果從這樣一個全新的觀點出發，對手稿的解讀就會發生巨大的變化。當然，如果從哲學的角度去探討，我們當然希望看到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寫作，但是在我看來，這部手稿實際上還是關于施蒂納和鮑威爾的。
張一兵：在我的《回到列寧》一書中，為了反對前蘇聯教材主義的構架，我在否定列寧的“哲學筆記”是一本書的同時，還做了幾件事情。第一是重新命名了“伯爾尼筆記”，過去它是被放在“哲學筆記”當中的。第二是提出了“擬文本”的概念，我發現，在編輯這個筆記的過程中，有一種文本是蘇聯學者按照讀書批注重新制造出來的。第三，更重要的是，我的這本書詳細說明了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所發生的一個轉變過程，這在過去的教科書體系中是被遮蔽的。您提到手稿實際上不是關于費爾巴哈的，第一章之所以叫“費爾巴哈章”，是因為后來有這么一個標題。我認為，《德意志意識形態》(或者說“1845—1846年哲學手稿”)既不是關于費爾巴哈的，也不是關于施蒂納和鮑威爾的，因為施蒂納和鮑威爾是唯心主義者，馬克思根本不會為了他們寫一本書，這部手稿(特別是它的第1卷第一章)實際上是馬克思恩格斯正面表述自己觀點的作品，是關于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文獻。這也是大部分中國學者的普遍看法。
卡弗：我不同意您的觀點。我認為，當時馬克思恩格斯與同時代的人形成了一個小組，他們真正關心的話題是政治。如果從政治活動的視角出發，那么馬克思的批判就是一種政治批判，政治批判就要批判他的同時代人、甚至他的同路人，馬克思實際上是從政治上批判他們哪里做的不夠好。所以，這些他所謂的批判對象在當時都是在政治上有一些影響力且非常重要的人物。與您相同的認識就是，我也認為馬克思通過批判在思想上取得了一些進步，獲得了一些新東西;而與您的分歧則是馬克思是否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在研讀《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我要恢復的不是這部被稱為標志著歷史唯物主義誕生的文本中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而是要復原1840年代馬克思與其同時代的人進行的一種政治活動。我所關注的也不是馬克思提出的哲學思考，而是政治領域中的一些新觀點。這就是我們之間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我有一個問題:如果說馬克思在這時思考的是哲學的話，那么他為什么沒有從批判費爾巴哈開始，而是從鮑威爾和施蒂納開始，而后兩者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參與了批判活動的寫作，我們今天之所以能看到他們，是因為這部手稿保存下來的部分有他們，當然不能確定是否僅僅局限于他們。
張一兵：這大概就是我與您之間存在的一個比較大的分歧。對于您的觀點，有一點我是同意的，即從1838年開始，政治一直是馬克思關注的焦點。在1842年以前，馬克思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他反對宗教神學和普魯士的封建專制。到了1843年，馬克思的政治思想已經有了轉變，他開始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所以，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已經提出，資產階級革命實現的是政治解放，然而還有一種超越了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無產階級革命———人類解放。因此，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了哲學共產主義。到《德意志意識形態》，再到1847年和1848年，最后一直到《資本論》，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解放思想始終是馬克思關注的焦點，在這個問題上，我與您完全一致。
但問題的關鍵是：即使是從1844年到1845年，同樣是在討論政治學，馬克思的哲學方法論有沒有變化?比如說，1844年馬克思對政治學的討論和對雇傭制度的批判與1845年之后對斯密所說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在方法論上有沒有不同?我覺得，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從勞動的類本質出發來說明雇傭制度是異化的、非人道的，這還是一種基于價值懸設的道德審判;而后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則強調從封建專制的解體中客觀發展出來的資產階級的物質生產方式，并且通過這一生產方式的變化說明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兩者在方法論上是根本不一樣的。所以，這種新的方法叫不叫什么“主義”并不重要，關鍵是在方法論上有沒有改變。1848年，馬克思第一次公開發表了他的共產主義政治宣言。1857—1858年，馬克思開始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此時馬克思的方法論與之前有沒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沒有，那他為什么要說明自己是以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了經濟學研究?退一步說，即便是在所謂的“1845—1846年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在批判施蒂納和鮑威爾的政治觀點時站在了何種立場，依據的又是何種方法?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而您都沒有談到。
實際上，在20年前撰寫《回到馬克思》一書時，我專門討論了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我認為，施蒂納對青年馬克思和費爾巴哈的批評實際上是在批評他們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即類哲學的方法論。所以，從類到個人，馬克思在方法論上是有很大變化的。可以說，施蒂納對馬克思產生了很大的刺激，這也為馬克思提供了方法論思考的一個新方向。這一方法論的革命將他自己的政治觀點與鮑威爾、費爾巴哈、施蒂納的政治觀點做了非常大的區分，并形成了新觀點。我與您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認《德意志意識形態》創立了被稱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而是在于馬克思觀察世界的方法論有沒有發生改變。
我舉一個比較近的例子。1978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個思想，即對一個社會來說，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觀念是否正確，而是老百姓有沒有東西吃。而老百姓要有東西吃就必須從物質生產出發，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40年來，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明確證明了社會發展必須從物質生產出發這一基本方法論的正確性。您可以不把它稱作歷史唯物主義，但是是否承認這一點將在方法論上決定一個偉大的民族和國家在發展道路上的根本不同。所以，鄧小平說，發展經濟是最重要的政治。
卡弗：剛才您提到了馬克思從“從觀念出發”到“從物質生產出發”這樣一種方法論的變化，我認為馬克思的方法論確實發生了一種變化，即從哲學轉變為參與政治活動和關注經濟問題。我同意鄧小平所說的發展經濟本身就是政治，我也認為馬克思在方法論上的變化恰恰是從政治上關注物質這樣一個基礎性的東西。但是，我認為這種轉變并非發生在1845年，而是發生在1842年春，即馬克思成為《萊茵報》記者的時候。因為，馬克思曾在1859年的自述中談道，他第一次觸及物質利益關系是1842年為《萊茵報》寫作《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時。這里涉及的不是哲學方法論上的轉變，而是其政治活動的變化。我在書中強調，我們要關注馬克思為報紙撰寫的各種政論文章，因為這些文本才能真正再現馬克思的思想。我認為，如果我們真的想要考察馬克思思想的轉變，就應該集中考察《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所撰寫的、發表在報紙上的政論文章。因為，在理解馬克思的思想時，這類文章會比一些手稿和其他種類的文本更加重要。我的新書實際上就是依據平時被大家忽略的那些馬克思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建構的，這些報紙上的文章體現了馬克思在當時所從事的不是哲學思考和寫作，而是政治實踐。
比如說，馬克思確實存在著一個轉向，即開始關注經濟問題，但是我認為，在學院派的研究過程中，存在一個問題，即將一些導向性的東西拿出來進行重新編織，并且從未把政治性的參與和寫作當成主要線索，而是試圖在馬克思的文本中進行學院式的挑選和重構。但事實上，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的政治活動以及這些政治活動發生的背景，還有他面對的聽眾和讀者。我認為，馬克思在這個時期撰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實際上是他為自己寫作的、給自己看的，因為當時并沒有發表，所以，這個時期更重要的反而是發表在《萊茵報》以及同時期的政論文章。馬克思撰寫這些政論文章的目的實際上是要批判他同時代與他一起撰寫政論文章、被他稱為“業余的政論家”的人們，馬克思要批判他們在政治活動中對經濟問題的忽視。在《萊茵報》時期和《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才有了這樣一個政治上的方法論轉變。我認為，對經濟和物質利益的思考在黑格爾那里就存在，即黑格爾關于政治與經濟、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討論。如果這樣看的話，馬克思在1845—1846年批判鮑威爾的意圖就比較明確了。
我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時意識到了———恩格斯可能更加明確地意識到了———經濟在政治活動中的重要性。所以，他們才從經濟的視角出發去批判他們同時代在政治上的業余對手們。在我們現有的學院派的理解中，一些有關經濟思考的部分被拿出來并被重新編織為對費爾巴哈的哲學批判，這樣一個手稿并不是關于費爾巴哈的，而是關于施蒂納和鮑威爾的，是關于政論的批評。實際上，我們要想還原這個過程，就要利用重現手稿的方式，去還原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過程。在他們看來，費爾巴哈在經濟上的思考是不足的，所以才會有后來他們對費爾巴哈的批判，這明顯體現在1845年馬克思所撰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我的結論就是，這里所體現的不僅僅是馬克思對哲學的思考，更多的是他對現實政治的思考。
張一兵：暫且不說您對所謂“學院派”的偏見，即使您與我在觀點上的不同可能也體現了哲學與政治學兩種學科不同的觀察視角。我曾在《回到馬克思》中提出，如果每一位讀者、每一位研究者的解讀模式都有所不同，那么他們看到的文本的側重點就會不一樣。您更多地是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而我可能更多地是從哲學的角度出發，我覺得存在這樣一個差異并不是大問題。而且，您所關心的政治問題在前蘇聯和中國學者過去的討論中并沒有被忽略掉，實際上有很多專家和學者與您一樣十分關注馬克思的政論文章。除了早期寫于1842年的文章，還有《法蘭西內戰》、《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以及之后寫給查蘇利奇的信等等，這部分內容并非被忽略了，而是存在一個巨大的科學社會主義研究領域，這個領域是過去蘇聯和中國的一個研究傳統。但是，從我們的學科角度，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更多地恰恰不是從哲學而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入手。比如說，我的《回到馬克思》并非從單一的哲學角度出發，而是更加關心馬克思從1844年開始對經濟學的三次研究以及這三次研究對其思想轉變的作用等等。當然，這里的一個中心線索是馬克思如何進行政治斗爭以及他的政治立場本身所依托的方法論，因為方法論對政治學、經濟學以及馬克思后期對自然科學的關注、對機器史的關注同樣具有重要的影響。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分歧不完全是兩個學術領域或兩個思想家因解讀模式不同而產生的不同，因為即便是在政治學科內部，方法論的不同也會導致政治結論的不一致。
在我們看來，1842年馬克思的確開始轉向關心社會現實問題，但那時他的思想還停留在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立場上，所以他才會在評論“林木盜竊法”時將議會議員們追逐物質利益斥責為“下流的唯物主義”。馬克思的方法論立場的第一次轉變發生在1843年，在這個轉變中，馬克思的確轉向了物質利益和唯物主義。在《克羅茨納赫筆記》中，他已經認識到，不是國家與法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與法。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他也堅持這一點。我們與您的不同不在于是否承認1843年的轉變，而是我們認為馬克思在1845年發生了方法論和政治立場的第二次轉變，即從哲學唯物主義轉向了歷史唯物主義，從哲學共產主義轉向了科學社會主義，并且我們認為馬克思的政治學立場的變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深刻認識經濟學的基礎上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
進而言之，馬克思在方法論上的改變，從根本上說在于他認識到了政治學本身也是與不同的歷史階段相一致的。在封建社會，政治學是動物的、生理的、遺傳的世襲制，而資產階級政治學的基礎則是奠基于現代工業文明之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以，馬克思后來發現，政治本身轉變的基礎是經濟的現實結構的改變。而在方法論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過去傳統的教條主義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看成整個歷史的基本點，但是在《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④中，我區分了廣義歷史唯物主義與狹義歷史唯物主義。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社會歷史的“一定的”歷史情境，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一定階段、一定水平。剛才您所討論的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馬克思在后來發現，它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出現的，因為在原始部族中根本沒有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也根本沒有政治學。而剛才我們所說的經濟背景決定政治，在我這里則被定義為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總而言之，方法論的不同會導致政治學在觀點上的不同。
卡弗：我堅持我的觀點。當然，我認可經濟學在馬克思討論政治的過程中給予他的啟發，但是，在馬克思的寫作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還是他在雜志和報紙上發表的政論性文章。這些文章讓我采取了一種方式，即拒絕截取馬克思的一些文本來做任意的判斷。馬克思的政論寫作是他對政治的實際參與，但由于文本的局限，馬克思撰寫的一些政論文章沒有被保留和收藏，已經無法找到，從而就會導致一些重要問題的缺失。比如，當時馬克思寫作的一個重點是法權改革，因此他會討論當時的政治背景，例如中世紀的所有權過渡到市場化所有權的問題，因為在馬克思等激進的政論家們看來，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如何保護窮人的利益十分重要，這應該是馬克思思考的一個重要主題，但是在馬克思那里卻沒有發現相關的文章。我也有一個問題想要問您:如果我們討論文本學的話，是否可以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以一種日記的重構形式將馬克思所有的寫作按照日、月、年的時間順序進行編排，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馬克思思想的變化與發展過程?當然，這在操作上是有難度的，因為涉及多種文本，比如您剛才提到的公開出版或發表的著作、手稿、書信以及筆記等。但是，如果可以這樣操作，就能避免任意的截取、制造和詮釋。這樣，我們就不用去判斷一個文本的重要性，而是只按照時間順序去看馬克思思想的漸進發展過程。
張一兵：將馬克思的所有文本還原到每一年、甚至每一天的寫作中應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這對研究本身可能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它并沒有改變文本本身。現在，我該提的問題基本上提的差不多了，但是還有一個我很感興趣的小問題。在您的書中，您認為恩格斯所開啟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思路是不合理的，并且有可能出現一個與維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學相近的全新思路，甚至出現從真理和確定性到意義和去中心化的后結構主義轉向，我要問的是:您的這些觀點是否有文本支撐?
卡弗：當然，這些觀點是有文本依據的，我有一篇還沒有正式發表的文章，專門談到了文本依據問題。關于馬克思與維特根斯坦之間的關系，其實并不是我提出的，而是《作為自然歷史學家的馬克思與維特根斯坦》⑤這本書中的觀點。那么，馬克思在何種意義上開創了一種后維特根斯坦的思路呢?我認為，所謂的“后維特根斯坦”指的是，在這個時期，馬克思在拒斥唯物主義哲學和唯心主義哲學的同時，試圖尋求一種全新的政治觀和哲學觀，這種政治觀和哲學觀并未將主體與客體、意識與物質作為二元對立起來，而是以一種全新的實踐姿態將兩者綜合起來，這是一種全新的哲學方法，它與維特根斯坦對實踐世界的強調相關。我還發現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這些例子是馬克思在手稿中對恩格斯的文本做的一些修正，這些修正的一個共同之處就在于馬克思將恩格斯文本中出現的“物”、“物質”改成了“實踐”或與實踐相關的一些概念。比如說，恩格斯寫的是“物”，馬克思改成了“實踐”;恩格斯寫的是“意識”，馬克思改成了“人與外界的關系”。在我看來，這些文本依據可以支撐這樣一個觀點。
張一兵：在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應該是一個事實，從他們相識相知到后來延續一生的親密合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考側重點和方法論特征都會各有不同，但在根本的理論目標和現實變革方向上，兩人在1845年之后是一致的。您提到馬克思在手稿中將恩格斯所用的“物”改為“實踐”，將“意識”改為“人與外界的關系”，這些細節都是非常重要的指認，值得我們關注。但是，您所說的馬克思消除了主—客二元對立的“后維特根斯坦”式的實踐觀點，準確地說是發生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意識到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即在消除了主—客對立的實踐活動中，還存在著不同層次的方面，比如你更關注的政治實踐(階級斗爭)，以及科學實驗活動等。但是，他們最終確認，在人們變革外部世界的實踐活動中，生活資料的物質生產與再生產是全部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這一確認是比指認實踐優先更為關鍵、更為深入的理論突破，也是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這一重要的方法論革命當然不僅僅出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中，后來的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所說的具體的歷史性，以及《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有關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討論，都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深化。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和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方法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這是一個不容否定的歷史事實。
注釋：
① 指的是卡弗教授與丹尼爾·布蘭克( Daniel Blank) 合著的《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各版本的政治史》 (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ditions of Marx and Engels's“Germanideology Manus”，Palgrave Macmillan，2014) 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 : “費爾巴哈章”的呈現與分析》 ( Marx and Engels's “German Ideology”Manus: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FeuerbachChapter”， Palgrave Macmillan，2014) 。
② 張一兵 : 《回到列寧———關于“哲學筆記”的后文本學解讀》，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③ 張一兵 : 《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④ 張一兵 : 《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
⑤ TheodoreS．Schatzki，“Marx and Wittgenstein as Natural Historians”，in Gavin Kitching and Nigel Pleasants(eds.)，Marx and Wittgenstein: Knowledge，Morality and Politics，London: Routledge，2002，pp．49－62．
文章來源
國外理論動態 · 2019 年第1 期
實踐與文本
編輯/袁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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