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質疑孔子的《易傳》著作權？
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的某一天，周游列國十四個年頭的孔子，終于回到魯國，時年，孔夫子六十八歲。不知是郁郁不得志的經歷，讓他心灰意冷，還是始終得不到魯國君王的重用，而意興闌珊，臨屆“從心所欲”之年的孔子重回魯國后，很少過問政治，也不再執著“克己復禮”這種不合時宜之事，而是發憤忘食，潛心學問。在此期間，刪編《詩》《書》，修訂《春秋》等，當然，還包括對《周易》的研讀而促成《易傳》問世，這一厚澤千古之貢獻。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又據《孔子家語》記載，孔子晚年接觸《周易》后，常常按《易》為自己起卦占筮，一次，占得一卦為“火山旅”，于是，請教學生商瞿。商瞿看后道：“子有圣知而無位。”先生雖有圣人的智慧，卻沒有權威和地位。孔子聽后泣曰：“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天之命也。”鳳凰不向我飛來，黃河沒有龍圖昭示，這是天命啊！
晚年的孔子，研讀《周易》，可謂是傾其殘年精力，由于反復翻閱，結果把編聯竹簡的熟牛皮條都弄斷了好幾次（“韋編三絕”）。孔子對《周易》的研讀并沒有停留在占筮功能上，而是融進了自己對宇宙萬物、社會人倫的理解去解讀《周易》。按史書載，孔子為此寫了十篇文章，即《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辭》上下、《序卦》、《說卦》和《雜卦》，故稱“十翼”，也就是《易傳》。此后，《周易》一書便由《經》和《傳》兩部分組成，《經》包括卦畫、卦名、卦辭、爻題、爻辭；《易傳》則是對《經》的解釋（其中《彖》上下、《象》上下對應附會在各卦，而《文言》則放在乾坤兩卦，其他獨立成篇）。
故也有了《周易》一書“人更三圣，世歷三古”而成的說法，講的是遠古時代伏羲始作八卦；殷商末年周文王推演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辭；春秋末期孔子編寫《易傳》一事。西漢以降，《周易》亦稱《易經》，為儒家五經之首。
然而，孔子畢竟是個是非之人，“冥命多舛”，其《易傳》著作權在宋代受到了質疑，始作俑者為北宋大儒歐陽修。歐陽修在《易童子問》一書中，假托易童子請教歐陽修易學知識，以一問一答的形式成書。歐陽修列舉了大量例證，提出了《系辭》《文言》《說卦》等篇之文“繁衍叢脞”“自相乖戾”，非孔子所作。這看似是維護圣人聲譽之舉，卻把孔子推到了風口浪尖，刮起了一場疑古之風。自后，數百年來，質疑孔子著作權的范圍不斷擴大，從開始懷疑部分篇章直至整個《易傳》皆非孔子所作。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易傳》非孔子所為已是大多數人的共識，其中不乏學術大咖、社會名流。
正當“《易傳》非孔之作”的觀點習以為常之時，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又使得這一話題重回學術焦點。經考證，漢墓出土的隸書帛本，正是漢初孔門易學傳人田何所傳之今文《易》本。帛書傳文各篇多處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研《易》的言論，如孔子曰：“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易》，我復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也”等。漢墓帛書的發現和考證，直接或間接證實了孔子與《易傳》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至于是否孔子親自撰寫；或是孔子撰寫，后人補充；又或是如《論語》形式，由弟子記錄整理；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探討或期待新的考古發現。但是，《易傳》反映的是孔子的《易》學思想、是孔子對《易》的理解和闡述，則是毋庸置疑的。
從上述觀點出發，孔子對《周易》最大的貢獻，在于淡化了卜筮的功能，使《周易》成為“德義之學”而廣泛流傳。《周易》在周代的主要功能是用來占卜兇吉，內容包括預測的方法和具體操作步驟，核心是“數術”。而《易傳》，則是孔子把對宇宙人生的理解，和社會政治的觀點，借助八卦圖像符號直接抒發出來，從而使得枯燥乏味、神秘費解的圖符，有了生命的躍動，有了精氣神韻。到了漢代，因儒生士子的推崇并大量引用《易傳》篇句內容，而將《周易》定位為“正則獲吉”“精當深奧”的“潔靜精微”之學，更名《易經》，為眾經之首。
問題來了，既然儒家把《易經》列為“五經之首”（《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為什么道家也把《易經》列為“三玄之冠”（《周易》《老子》《莊子》）呢？《易經》到底是儒家、還是道家的境界呢？
其實，周代儒、道兩家的分野并非涇渭分明，在學術思想上，存在一個同出而分道的歷史淵源。孔子當年就曾專程拜訪并請教過老子，對老子的評價甚高，視為“乘風云而上天”的龍，可謂算得上半個忘年交。也就是說，先秦時期，儒道兩家都把《周易》看作“圣書”，是他們思想學說形成的重要源頭，不同的是各取所需，各自張揚。
《周易》其實像座城，住在城里的，有人從東門出去了，有人從西門出去了，然后是分道揚鑣；有人去談倫理德義、形而下了，有人去論天道哲理、形而上了，最后，越扯越遠。當然，還有人從北門出去，占星堪輿、看風測水去了；也有人從南門出去，算命看相、裝神弄鬼去了。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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