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賈樟柯藝術中心發起創辦的呂梁文學季， 5月9日至16日在山西汾陽賈家莊舉行。8天時間內，呂梁文學季圍繞主題“從鄉村出發的寫作”，舉辦了包括大家演講、學術對話、莫言研討會、校園日、電影交流放映、朗讀會、寫作工作坊等在內的四十余場活動。
5月15日，呂梁文學季創始人、著名導演賈樟柯在呂梁學院發表了題為“穿越鄉村的時間”的演講。鳳凰網文化將演講內容整理成了文字，以饗讀者。
大家上午好。非常榮幸能夠成為呂梁學院的一員，也非常榮幸能夠來到呂梁學院跟各位老師、各位同學見面。我是咱們汾陽人，地地道道的呂梁人。這一次呂梁文學季在汾陽和磧口兩地舉行，我們覺得，呂梁學院是呂梁唯一的一個高校，一定要有一場活動放在呂梁學院。
其實可以有很多選擇，來了40多位作家，包括余華老師、莫言老師、蘇童老師，但是為什么決定派我來呂梁學院呢？策劃團隊覺得我是呂梁走出來的，可能我的成長經歷、閱讀經歷、拍電影的經歷，跟這個土地有很密切的關聯，可能跟大家成長的背景更加貼近，所以今年第一屆就讓我來，我也欣然領命。我們的文學總監是著名詩人歐陽江河，我覺得他的安排是非常好的，我也有很多話想跟呂梁的子弟講。
在籌備文學季的時候，我們做了一些調研，首先就是在呂梁，有沒有條件來做文學活動？這個條件不是指硬件和交通的條件，因為你看現在咱們高速公路也很發達，住宿條件各方面都很好，但是這個條件指的是文學的條件，就是讀者的條件。當時我完全是懷著一個對于故鄉的記憶來決策的，我21歲離開呂梁，在21年的生活里面，文學一直伴隨著我，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個伙伴。在那個年代，文學一直是我非常重要的精神上的愉悅來源。同時，也是在老家，我寫下了我的第一行詩，寫出了我的第一個劇本。在那個年代，80年代、90年代，有像我這樣的有文學需求和沖動的年輕人，我相信今天，一定也有很多年輕人會與文學相伴。
另外一方面，我們經過調研發現，呂梁其實有一個“呂梁作家群”。這個“呂梁作家群”一開始我以為只有20、30個人，因為咱們是一個市縣區，每個縣3、4個寫作者，那就是40、50個人。但我錯了。我看到作家群里的數字是將近500人，而且這500個作者還在寫作，還在發表文章，還有這樣一個頻繁的文學生活。讓我覺得，這是要辦呂梁文學季最重要的土壤和條件。
文學是什么？我覺得文學它首先是每個人心事的表達。就是我們生長的環境，我們的歷史、傳統，我們的家庭、居住的村莊、街道，我們周遭的親戚朋友；包括我們自身的生命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會遇到非常多的難忘的時刻。它會讓我們有某種心情、某種心事，文學就是這種心情的一個出口，它記錄我們曾經經歷過什么，特別是激勵過心靈的那些經歷。我們呂梁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是一個感情充沛的地方，這就能理解為什么在我們13個區縣市的區域里面會集中這么多的作家。我覺得對于任何一個創作者來說，文學都是我們的起點。
我今天主要是從事電影工作，電影和文學的關系是什么呢？有的人說，電影是不是都是小說，改編的小說。電影史上有非常多精彩的電影，都是根據小說改編的。比如說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吳天明導演的《老井》，都是根據現代優秀的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是一個敘事的藝術，它有故事的情節，人物的塑造，和文學是相通的。但是更主要的，我覺得不是直接地去改編這些作品，而是即使你從事的是繪畫工作、音樂工作，或者即使你從事的是電影工作，你的思維方法，其實它是文學性的方法。
文學首先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和能力，存在于我們每個人的身上。充沛的閱讀和頻繁的寫作，會提升我們思考的能力、思維的能力，不同的只是未來終端的出口不一樣。電影，比如我們想要寫一段故事，或者我們想拍某一種人，在醞釀的過程中，這個思維、思考的方法和文學是完全一致的。我在1998年拍我的第一個作品《小武》時，我就想拍一種新的人。為什么呢？因為時代在轉變，社會在轉型，過去傳統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戰。市場經濟大潮沖擊而來，傳統的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人際方法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身處改變中的人們，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人。就好像魯迅先生去寫阿Q，或者去寫孔乙己一樣，那是屬于那個時代的一個人物。那么對于我來說，在我生活的時代，我觀察到了這樣一個人物，我想寫一個在縣城里面無所事事的人，他可能從事一個古老的職業，而這個職業在變革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挑戰。一開始我想拍一個裁縫，或者拍一個廚師，大家知道裁縫也好、廚師也好，自古都有人吃飯穿衣。后來我拍了一個小偷，因為小偷有很多道德的負擔，同時它也是一個古老的職業。在這樣的一個變革的時代里，作為一個具體的人，他會經歷什么？整個構思的過程，其實它都是一個文學性的思維過程。所以我覺得，對于閱讀跟寫作來說，文學并不一定是指向文學的，文學它是指向一切的，它是我們人的一個光輝，我們人只有在能夠表達自己、理解自己，能夠把自己的生存處境講述清楚的時候，我們的那種尊貴、人的那種光輝，才能夠發射出來。
我本人跟在座的很多同學一樣，最初的閱讀來自童年。我出生在一個教師家庭，我的父親是汾陽一個中學的語文老師，他有一個特點，特別喜歡古典文學。小時候家里面不是那么富有，但書架上會有一些書，大部分是古典文學，唐詩、宋詞、紅樓夢、水滸傳。我父親是一個當時的“現代人”，在我小時候，還不識字，他就開始教我背唐詩。
很小的時候，你是不理解這種詩意的，背會了它之后，它作為音節存在于我的記憶里面。但是我記得我在上小學時，4、5年級的某一天，那個時候文革剛結束不久，我父親正值壯年，我想，父親那天一定是因為某個工作上的事情，或者家庭里的事情，可能心情不是很愉悅。那個時候汾陽的城墻還殘留著很大一截，就在西門外，站在城墻上，對面就是長途汽車站。那天我父親帶著我爬了城墻，他平時話還挺多的，但那天父親很沉默，他的沉默讓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的時刻，我從來就沒有想過他一言不發。坐在那個城墻上，看太陽朝西邊慢慢的往下降，我突然理解了那首詩，為什么要“驅車登古原”，我理解了我父親。這就是閱讀。我覺得，有時候你跟你自己讀過的東西產生共鳴，不是在閱讀的那一剎那，而有可能在很久以后。有一種文字，那些文字的創造者，那些作家精煉的文字，會告訴我們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幫助我們理解自我，理解我們自己正在經歷什么樣的情感波動。那一句唐詩，讓我在一個小孩子的內心，感受到不一樣的情感，而這個情感它具有一種陌生化的感覺，所謂詩意，就在這樣一個陌生化里就產生了。
汽車站的聲音是我小時候最迷戀的，因為它會有高音喇叭，那條運輸線是從太原到軍部的公路——那個年代唯一一條通往黃河的公路，非常繁忙。汾陽汽車站的客運非常密集，站在城墻上，或者說我們在縣城里面，經常能聽到廣播的聲音：開往吳城、大武、軍渡、佳縣（音）方向的幾號班車馬上要發車了，那個聲音對我成長非常重要。因為這些地名對我來說，意味著遠方。多年之后，我有一個好朋友是臨縣人，他是以前《中國新聞周刊》的主編，他也寫小說。他跟我講了一個故事，他說，在他小的時候，他媽媽鼓勵他說：孩子你好好學習，這一學期你要考好了，媽媽帶你去大城市汾陽看一看。我們就在笑，其實跟這個故事一樣，我那個時候聽到這些地名，我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去遠方，遠方對我來說就是吳城、大武、軍渡（音），這就是我心里面的遠方。那個聲音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想描述那種聲音，我一直描述不出來。
一直到上大學的時候，有一天我看沈從文先生的短篇小說——《連長》，里面講駐扎在山寨里面的軍人，每天去一個女人家里面閑坐，黃昏時分，遠處軍營里面的軍號吹起來，吹起來之后，在風里面，軍號的聲音像被撕碎的棉絮，那些棉絮一片一片地、斷斷續續地飄過來，我覺得這個詞語太準確了，這不就是我當時聽長途汽車站報站名聲音的感覺嗎？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心情，每個人都有心事，但是文學會讓我們把這種心情跟心事記錄下來。它可能并不一定是一個完整的事件的記憶，也不一定是對一個人全方位立體的認識跟理解，它甚至就是這樣一個無法言說的，我們沒有文學能力的人能感受到，但是表達不出來的這樣一種詩意的時刻，詩意的片刻，所以我覺得在文學里面，我一直分享到的是，我自己的情感，我自己的情緒，怎么樣遭遇到別的作家的文學作品，并且產生這樣的一種共鳴，它反過來會幫助我理解自我。
早期的這種閱讀一直持續到我初中的時候，我就開始讀小說，大家知道，80年代是一個小說非常繁盛的年代，那個時候娛樂很少，除了看電影，可能就是打打臺球，就沒有別的娛樂了。文學就是那個年代的娛樂。當下，文字閱讀或說整個文學是被妖魔化的。大家一說讀小說、讀書就覺得好累，好像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這個我是不能理解的。因為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閱讀一直是一個很愉快的事情。對我來說，閱讀跟打游戲或者打一場籃球，那種愉悅感是沒有區別的。而整個呂梁文學季，我們的創辦就是希望通過作家跟讀者的近距離交流，通過線上、線下立體的活動，讓更多的作者能夠開始閱讀。我覺得只要翻開幾頁紙讀下去、讀進去，你就進入到無限寬闊的世界。我們講，每讀一本書就是認識一個新的朋友，每讀一本書都是跟一個偉大的頭腦在交流。你會進入到一個特別多朋友的環境里面，進行精神上的交往。閱讀，可能對于生活條件欠發達的地方就越重要，說直白一點，就是窮人家的孩子越需要閱讀，當然每一個人都需要閱讀。
拿我舉例子。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對于社會、對于人的辨識能力是有限的。簡單用一個術語來說，就是沒有反思精神、沒有思考能力。我覺得，我的轉變是由一篇小說開始的，我在初中的時候讀到了路遙先生的《人生》。說實話，當時小說里的世界，對一個初中生來說，有點遙遠，但是小說就在同學里面傳，這是那個年代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書它是有一種交通渠道的。雖然我們的學校沒有圖書館，但是你會發現每天有各種各樣的書在手里面流通。
前天余華老師在講閱讀的時候，也有同樣的經驗。他說他經常會過手沒頭沒尾的書，已經翻爛了、開頭的幾頁已經丟了、后面的幾頁也丟了。他說丟了前面幾頁沒關系，因為故事隨時可以進入，沒有后面幾頁很痛苦，因為一直在想結尾是什么？他開玩笑說，因為丟了后面的幾頁，培養了他作家的想象力。
《人生》寫的是陜北，和我們呂梁隔河相望，社會環境非常相似。男主角是山村里面的年輕人，非常有才華，后來到晉城借調，從事喜歡的文字工作，卻因為沒有城市戶口，他最后還得回到農村。他為什么對我的影響特別大呢？在初中的時候，我們那個年代一個班的定員是45個同學，但是我們班差不多有60、70個同學，多出來的同學是哪里來的？都是村子里來借讀的同學，這些借讀的同學，他們來自農村。我本人是縣城的，還是吃公糧的，他們都是從農村來的。那么小的孩子，最貪玩的時候他們就非常地刻苦、非常地努力，可以說頭懸梁、錐刺股，到下午下課，點一個油燈，或者點一個蠟燭，就在那里自習。一開始我對他們的刻苦特別不屑。覺得在外面踢足球多好玩、去看錄像多好玩，為什么要坐在這里去學？但是看完《人生》之后，我明白一個道理，在那個年代，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特別是通過讀書從農村戶口變成城市戶口，是一個巨大的轉折。我們一出生就是城市戶口，有的同學一出生就是農民，中間就是戶籍制度。這里面存在著一種潛在的不合理，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覺得世界就是這個樣子。但通過小說，它讓我理解了，我們熟視無睹的、習以為常的事物里面，其實有很多值得我們去反思的東西。如果說社會上所存在的不足或不合理，而這些事情沒有辦法改變，文學藝術家就是具有超前觀察能力和超前感受能力的一群人。
這就是我們為什么需要文學——我們需要得到我們自己的消息。古人講“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往往我們以為自己生活在這個環境里，我們了解一切，這是不一定的。往往我們身在其中，反而無法從一個系統性的角度去觀察生活發生了什么情況。但是寫作有這樣的能力，聆聽他們的聲音，恰恰是在聆聽我們自己的消息，我覺得這是文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對于每一個人的作用。
文學還有另外一個作用。如果說路遙的《人生》帶給我一種反思的能力，不同人的詩歌，帶給我一個多角度觀察事物的能力。今年呂梁文學季的主題叫“從鄉村出發的寫作”，為什么會起這個題目？因為正當其時，整個國家目前都在進行城市化，千萬級的人口，城市越來越大，農村人口流失很嚴重。從鄉村出發的寫作，這個鄉村的概念，其實是針對于城市而言的。比如我們講到鄉土文學，過去在民國年間或在古代，是沒有這個概念的，因為整個中國就是一個鄉村，整個世界就是一個鄉村。就像在貝多芬的那個時代，“世界是一個田園”無所謂城市和鄉村。而近代工業化以后，城市一直在發展。
在呂梁文學季開幕的大家演講中，格非老師說了一句話，他說在他們那一代人的早期經驗里，城市是一個陌生的經驗，很不習慣城市，很不熟悉城市。那么到了今天，鄉村是很一個陌生的經驗，很不了解鄉村，很不關注鄉村，鄉村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種建構中國人傳統倫理的所在，我們的倫理、人際關系、生活習慣，所有的一切它帶有鄉村的記憶。
鄉村和故鄉是可以攜帶的，因為它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鄉村，但是它更可能是心理意義、精神意義上的鄉村。每一代人往上看2、3代人，都是村里人，所以這種血液里的影響，帶給我們觀念、為人處世的方法，形成我們個體跟這個世界的關系、距離，所有的這些東西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所以從鄉村出發不僅僅是在講鄉村，而是由這個鄉村為原點擴散出來的整個的精神環境。
同樣是鄉村經驗，我父親是老師，我母親是商場的售貨員，我們家是沒有土地的，但是我的姨媽、我的舅舅、我母親那一邊都是村里的農民。到麥收的時候，親戚朋友都會去支援割麥子。記得我第一次割麥子就崩潰掉了。去了田間地頭，我的表哥就給了我一把鐮刀，然后指著一望無際很漂亮金黃的麥浪，就是詩歌里面以及歌劇里面經常歌頌的金色，他說：“這一片屬于你，你要把它割掉。”（我）一下子就昏倒了，真的是揮汗如雨，非常絕望。因為割了很長時間，一抬頭只是一個小角，面對你的還是一片金黃色。所以金黃色太充裕，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體驗里，我們能夠讀到不同的關于勞動的詩歌。我曾經讀到過歐陽江河的一首詩，是寫工人的，他說：“整個玻璃工廠是一個巨大的眼珠/勞動是其中最黑的部分”我們過去小時候有一句話，農民是在做什么？是在修理地球，這是多絕望的一個詞，修理，里面是一個地球，所以它說，勞動是其中最黑的部分，我們在過去聽習慣了對勞動的謳歌，但是你第一次對勞動本身的這種體膚之痛，有這樣清晰的描述，對我是非常打動的。到后來，我又看到于堅的一首詩，于堅說：“勞動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高舉著鋤頭，猶如高舉著勞動的旗幟。”我覺得也對，人的這種勞作生生不息，他站在地平線上去耕作的時候，我們是高于地平線的，它讓我們顯得高大，同樣是對勞動，我覺得這兩首詩都寫得非常準確，因為它是事物的一面兩體。
我們所講的農業革命，就是將人困在土地上。過去的人可能自由，我最近看了一個，我覺得是用科幻的手法寫的對歷史的猜想，說夏朝是沒有文字記載的，問夏朝是哪兒？有一種猜想是夏朝是巴基斯坦，有一種猜想是夏朝是在埃及，它是通過人的移動過來的。因為那個年代，人沒有固定在土地上，還沒有農業革命，這一塊地還不是屬于你，所謂的時間，就是這樣被約束的。因為你有了土地，你要春天種，秋天收。春天種，第二年麥苗返新在收，這些都是你要靠時間，你不能離開的，你要等待收獲，所以人都被固定在土地上了。過去人都是移動的，非洲人走著走著，走到中國來，都有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多元化的、多角度的，它會閱讀，它其實是不矛盾的，有的人說它是不是很矛盾？其實它不矛盾，它是自然存在的同樣是勞動，我覺得可以這么寫，我覺得也可以那么寫。但是對于一個少年來說，我覺得我可以多角度的去理解事物，它教會我認識事物的時候，不是停留在一個面，不是停留在一個點，也就是說它讓我們不固執，我們一直在講視野，一直在講寬闊的視野，這個視野是怎么來的？所謂的視野，就是不固定在一個固執的執念里面，去認為自己的觀念就是世界的法則。不認為自己所理解的世界、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
余華有一篇小說叫《現實一種》，我覺得這個名字非常好，現實的一種，我們每個人只身處某一種現實
我剛才講，我在老家寫下了第一行詩，而且寫作也是很輕松的事情，讀寫都是很輕松的事情，不是單位領導逼你寫材料，抽了兩包煙寫不出來，那是考驗你的寫作能力。文學創作它是文學能力，是一種文學的暢快，一種文學的自由。
我應該是在高一的時候，汾陽很奇怪，一到夏天下午2、3點，有時候會下雨，下幾分鐘就停了，天就放晴了，太陽就出來了。有一場雨后，孩子淘氣，我們汾陽中學旁邊是汾陽縣教育局，我們一個班的同學就跑到教育局，爬到樓頂去了，樓頂上有一本朦朧詩選，可能是被人落下的書，被雨剛打濕。那是我第一次讀朦朧詩，我打開那本朦朧詩選之后，就被里面的詩句所吸引：“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包括顧城的、舒婷的，早期的朦朧詩詩人的作品都在里面。朦朧詩的得名，就是因為公眾看不懂，對于一個高一的學生來說，也看不懂，但是就覺得特別美，因為它的不確定性，因為它沒有直白的一個道理告訴你，它帶給我豐富的聯想，然后我那時候就變成一個朦朧詩的愛好者、新詩的愛好者。我覺得對于這個小孩子來說，那時候已經是少年了。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當你無法描述的時候，可能你描述它的無法描述，本身就已經接近這個事物的狀態。過去的這個教育里面，總是黑白分明，總是一清二楚，中學讀語文都要劃分段落，都要總結中心思想，朦朧詩是很難這樣去處理的，但是它寫出了當下的一個感受，新詩的產生就是因為生活變化了，生活變化需要新的語言去描寫出來，這樣就有了新詩。所以讀完這些詩之后，有一天我們上課，結果老師沒有來，當時是外面刮很大的風，我們班一共20、30個男生，男孩子就聚在一起聊天，聊天我們就說我們成立一個詩社吧，然后就成立了一個叫“沙派”的詩社，因為當時外面在刮沙塵暴，男子漢覺得風沙是很浪漫、也很硬的東西，就開始寫詩，每個人趴在那兒寫了20多首詩，就充沛地想要表達的愿望，而且我們20多個寫詩的同學里面，大部分沒有談過戀愛，但是那些詩里面大部分是情詩，可見那個年紀對愛情的憧憬有多強烈，所以詩也是我們想象的生活的一種可能性。
寫完這些詩之后我們就要真正的持續寫克拉版，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腦，也沒有打印機，我們是用那種蠟紙，拿一個鐵筆，就是跟鋼筆一樣，前面是一個鐵的尖，刻在蠟紙上又印，印出來之后裝訂，裝訂好之后發現參差不齊，又跑到汾陽的北大照相館，它有那種裁照相邊的刀，我們一本一本切好，我們那本詩集大概印數是60、70本，同學每人一本發下去，我們用這種方法出了2本詩集，我覺得那些詩歌的質量一塌糊涂，連一句詩都記不住了，但是它是一個開始。我覺得對于寫作來說，對于創作來說，我們的起步并不是指向于發布的，可能是指向于我們一種生理的需要。也就是那樣的一種寫作的沖動，它是一種生理需要。當我們一吐為快把它寫出來的時候，它是一種釋放，所以寫作是很愉悅、很輕松的事情。
因為高中寫了這么多歪詩，我的數學就特別差，物理也很差，所以我后來選擇上了文科，上了文科之后，還是經常偷偷看小說寫詩，所以就叫做偏科發展，結果高考就沒有考上，高考沒有考上之后，我讀了另一本書，我覺得那一次的旅程對我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那一個年代還沒有去過太原，所以長途汽車站高音喇叭里面的大武、方山、柳林、臨縣，這些地名對我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遠方。我高考結束之后，就一個人離開家，坐了一個長途汽車，就在我們汾陽汽車站，我坐在車里面看汾陽縣城在移動，逐漸的遠離，熟悉的人一閃而過，逐漸地變成田野，向西而行。就是自汾陽而上，向呂梁而去，這樣的一個旅行的過程，這個旅程給非常大的一種開闊。
很顯然，我知道我考不上大學，考完我自己都沒有去估分，我都沒有去估分，我志愿填的是好大學，第一志愿北京大學，第二志愿什么什么大學，我填的全部都是好大學。我父親很開心，說我兒子很有理想，其實我知道，我填什么都考不上，就還不如填一個北京大學。我跟著人家演出旅行過，我父親也會帶我去太原去旅行，一個人怎么去學會買票，沒有人提醒你你要看著每一站別坐過了。結果我們坐的那個長途汽車它沒有站，隨時招手隨時就停，我覺得讀書是通過文字來理解世界的話，這種行走是我們親自用身體去觸碰這個世界，走著走著就停下來了。停下來之后上來一對母子，他們就坐在車的機器蓋的那個地方，車就繼續往前面開，開著開著突然那個孩子就感覺有一點智障，那個孩子說“我要喝健力寶，我要喝健力寶。”然后他媽就說：“我給你拿健力寶”，他們的聲音足以讓整個車廂聽到，然后就把健力寶打開，打開之后，旁邊就有一個大叔說你中獎了。打開瓶蓋中獎了，然后那個老太太就不知道怎么中獎，討論半天，旁邊一個人說，我給你50塊錢，你賣給我。然后另外一個人說100，然后有人花很高的價錢把健力寶罐買了。當他交易成功之后，突然那個有點傻的孩子，就是喝健力寶的那個人突然就變正常了，說：“停”，然后那個車就停了，你發現一幫人就下去了。你會發現，最后買健力寶的那個人開始號啕大哭，因為他中圈套了。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旅途里面，你會看到這樣的一個騙局。
車再往前行，我們就到了一個大鎮，那個時候不是高速公路，是國道，旁邊都是住宅，就會看到上來一個懷孕的父女，很安靜，家里人攙著她，然后捂著肚子坐在前面，車往前走，大概開到臨縣就下來了，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生命要誕生了，一個孩子要出生了，這個母親是在迎接他的新生兒。我頓時覺得非常圣潔，車又在往前開，可能會上來一堆人，他們都帶著黑紗，可能他們參加某一個親戚的葬禮，他們要回去自己住的地方，這一路上就像一個電影一樣，一個人物出場在退場，另外一個人物出場再退場。我們都在一輛行駛的車上，這就是我們的生活，這就是我們自己，我覺得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感覺到某種開闊。這種開闊是什么呢？就是你開始意識到存在它者，存在它人，這些它者和它人你都不跟他說一句話，但是這些它者和它人是和自己有關的，至少我們是在同一輛車上，我們是在往同一個方向駛去。
當你內心深處融入到這樣一種人群里面，你認為你是人群里面的一個，你又能夠觀察到存在一個東西叫人群的時候，我覺得會有一種相對的開闊，而閱讀本身，寫作本身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多少年之后，我把這段經歷寫成了一篇散文，這個散文叫做《高考之后，放虎歸山》。前天我還在磧口朗誦了其中的一個片段，因為這是我至關重要的旅程，也可以說，這個旅程的本身就是我電影的事件。因為多少年之后，我可以拍電影，有能力拍電影，用電影的方法去寫作的時候，我覺得我不管寫什么樣的故事，我都在寫那一輛開往呂梁的長途汽車，我電影中的人物他會換，就像窗口的這個位置可能一會兒是一個孕婦坐在那兒，一會兒是一個奔喪的人坐在這兒，一會兒是一個上學的少年坐在那兒，具體的人在變，但是那個車廂，我始終坐在那個車廂里面，它是我離不開的一種歸屬，離不開的一種精神世界，就是它成為我。
我這才講到高中，不好意思。那就留著下集講大學，我接著講，還沒有講完。我覺得寫作是這樣的，我們講的所謂忠于自己的世界。忠于自己的世界很重要，因為忠于自己的世界意味著它是忠于你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環境，都有自己的成長過程，這個世界，不一定說像我一樣，我出生在山西呂梁汾陽，我一直在拍山西，拍呂梁的故事就是忠于自己的世界。而是說你真的感興趣什么？你在意什么樣的人？如果你的精神世界里面，都是蘇格拉底，都是尼采這樣的人，這就是你的精神世界，你要忠于你的世界。如果你的世界是土地上的這樣一些人，你要忠于這個世界。我覺得只有忠于這個世界，我們才有所謂的真知。
我們講真知灼見，真知是怎么來的？真知是來自于真實的自我，所以整個閱讀的過程也好、寫作的過程也好，我覺得它是形成一個真實的、結實的自我的一個過程，只有一個堅強的自我，只有一個清晰的自我，今天所講的迷失、浮躁，這些時代的癥候，可能只有通過形成一個清晰的、堅強的自我，你才能夠抵御它，因為你知道了你是誰、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拿我自己舉例子來說，我在讀北京電影學院的時候，其實也是在一個自我形成的階段，因為進入北京電影學院看電影一下子變得非常豐富，電影史上所有精彩的電影同時，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那個時候我自己早期寫的劇本，大部分是類型電影，所謂的類型電影我寫過武俠片、寫過警匪片，寫過離奇古怪的故事，不是說這些故事不好。
你總會覺得拍電影，那個年代的電影，銀幕世界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世界，你天然地覺得要塑造、要寫這樣的世界才是電影。但是1997年的春節，我回了汾陽，那一年汾陽從縣升到了縣級市，變成了汾陽市，相對應的經濟開始發展，主街道突然就拆掉了，整個世事變遷突然出現在我面前，之后我就寫了一個劇本叫做《小武》，所以那個時代對我來說我不吐不快的的是，我正在經歷的事情。我們正在經歷這樣的一個巨大的改變，帶給所有人生活影響的時刻，為什么我自己沒有心思再寫古代了？我籌備一個古裝片《在清朝》已經有10年時間，我沒有拍。為什么呢？因為我一直覺得，當下的感受更重要，往往你內心真正有故事的時候，屬于你自己的故事，說得嚴重一點，那才是性命攸關的事情，我們要先把性命攸關的這些事情講出來，才能夠讓我們自我得到一種解放。
同樣是閱讀和寫作，我覺得也帶有一個區域對我們塑造的觀察。我自己最近幾年，在閱讀里面，除了文學閱讀之外，也開始大量的看地方志，我家里面有汾陽縣志，還有汾陽出的縣志通訊，因為它會帶給我對成為我們的一種理解。比如說，在過去我第一次知道洗衣機，我是在上小學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一個紀錄片叫《祖國風貌》，介紹上海生產出來的洗衣機，我覺得那絕對是一個天外來物，這個衣服不是我媽每天用搓衣板在洗嗎？怎么還會有一個機器能幫助把衣服洗出來。我一直覺得洗衣機是80年代的產物，但是我看汾陽縣志的時候，汾陽第一代洗衣機是1921年有的，是汾陽醫院從美國買回來的。那么它就讓我去了解這一段歷史，包括我讀的中學，汾陽中學它是怎么來的？它跟賠款有什么關系？我覺得這些都特別有意思，我覺得閱讀自我，就包括閱讀地方志，理解我們生活的這個土地發生過什么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要講一個我父親的故事，這或許也是我變成一個表達者很重要的一個家庭原因。我父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才子，在我生長過程中，我們汾陽縣，只要是我見過的人，跟我說過話的人，他都會有一句話：“你父親特別有才。”我父親寫作特別厲害，但是我父親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語，有一段時間他一直在寫日記，我非常渴望了解那個日記，但是那個日記被我父親燒掉了。大家都理解原因，他變成了一個不寫作的人，因為害怕，所以變成了一個不愿意把文字留給這個世界的人。但是我覺得他讓我們覺得寫作有多重要，對我來說，我只能猜想我父親的經歷、我父親的精神，沒有文字，我不知道他具體經歷了什么？小到一個個體的家庭，大到一個國家， 14億人口的這樣一個中國，我們經歷了什么？它是需要文學的，它是需要文學在，可能我們會留下一本歷史書，這本歷史書會寫很多數據，比如我們寫呂梁的GDP，2018年發展到了全省第幾排列前茅，它是一個數字，可我們無法感受這個時代，但是文學不一樣，電影不一樣，它是細節，它是真實的細節，它是個案，它是個體的經驗。只有這些，它才能夠讓我們理解，我們經歷過什么？為什么我說，我們經歷過什么這么重要呢？因為所謂的記憶，就是我們的根。一個沒有記憶的，一個寫不出我們心情的民族，是沒有根的民族。中華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到今天，是因為我們無論在如何極端的環境里面，都有頑強的寫作，都有頑強的藝術創造，把我們的記憶留下來，讓我們的根更加的扎實。腳下的土地，你踩的這個泥巴也要生花，讓我們的精神經歷有跡可循。讓我們的后人，讓我們一代一代的人，變成一個有根的人，而不是一個無根的人。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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