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鴻儒偏好拓片收藏，宋代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一生收藏拓本上千余卷，并編寫了《集古錄》；詩人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拓片，后輯成《金石錄》傳世；后有明代的關(guān)中奇士趙崡、書法家王鐸等都曾為拓片瘋狂。
北魏 《曹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縱90厘米 橫41厘米
現(xiàn)存于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是方筆露鋒之典型代表，因此最顯見用筆之妙。起筆都將鋒穎露在畫外，有的角棱若刀，有的細鋒引入，煞有情趣；即使畫也挺直有力，折筆顯見方棱；收筆處，有時斂毫便止，有時放鋒犀利，有時如《寶子》之上揚。
筆畫或大或小，大者縱矛橫戈，如虎奔龍吟，小者輕微一點，如蜻蜓掠水，皆能順勢合情．絕無率意輕發(fā)。整篇看來，嚴整肅穆，端莊雋潔。
北魏 《帝后禮佛圖之孝文帝皇帝禮佛圖》縱232厘米 橫180厘米
《帝后禮佛圖》原石現(xiàn)存河南鞏義石窟寺第一、第三和第四窟中。此篇孝文帝皇帝禮佛圖位于位于第一窟南壁窟門東側(cè)。在禮佛行列里，既刻畫了“儀態(tài)雍容”的鮮卑貴族形象, 也有身材矮小的侍從，以及數(shù)量眾多的儀仗和富麗的衣冠，反映了北魏王室及貴族禮佛的情景。從禮佛圖上所刻的皇帝及其臣僚的服飾和儀仗中的華蓋、羽葆來看，拓跋貴族進入中原地區(qū)以后，在推行漢化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顯著的。這些浮雕禮佛圖構(gòu)圖精致，刻法熟練。衣著服飾及面部原飾有彩色，雖歷經(jīng)千余年之久，至今仍隱約可見，是北魏石窟造像中少有的 。
北魏 《偃師水泉石窟之甬道北壁龕像》縱165厘米 橫160厘米
水泉石窟位于偃師市西南30公里冠店鄉(xiāng)水泉村村南萬安山斷崖上，是龍門石窟周邊的重要石窟。偃師水泉石窟的特點是造像集中，雕造工藝精美，有的可與龍門石窟相媲美，是研究古代雕刻、繪畫、建筑及佛教發(fā)展的珍貴資料。偃師水泉石窟內(nèi)兩側(cè)洞壁雕有大小佛龕約四百余座，龕內(nèi)的造像多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也有不少的交腳彌勒造像；龕楣及近側(cè)多刻飛天、化生、蓮花、幃幔、纓絡(luò)；佛座下有金剛力士及蹲獅、臥獸等。造像刻工簡樸硬直，體現(xiàn)了北魏石刻藝術(shù)的特點。
北齊 《丁朗俊造像碑》縱100厘米 橫47厘米
碑陰刻造像題名，碑額處刻都邑主丁朗俊、丁思善等。該碑雖然形體不大，但內(nèi)容卻很豐富，在不到1平方米的范圍內(nèi)錯落有致地雕刻出48個神態(tài)各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布局密而不紊，主題突出，充分顯示了雕刻匠師的嫻熟技巧。形象表現(xiàn)以圓刀為主，線條淺顯流暢。人物形象豐滿，服飾衣紋簡練，明顯有北齊造像特征。
北魏正光五年 《劉根造像碑》縱39.5厘米 橫144厘米
劉根造像碑是清光緒年間在洛陽城東韓旗屯村出土，現(xiàn)存河南博物院。造像部分采用了中國傳統(tǒng)的減地陰線刻記法刻出釋迦說佛圖，使之成為一幅完美的佛教教義的宣傳畫。這種線刻畫是富有經(jīng)驗的藝術(shù)匠師們運用鋒利的刀筆，在光滑的石面上雕刻出來的，它既不同于白描，也有別于陽線版畫，是我國傳統(tǒng)美術(shù)作品中的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劉根造像碑不僅是一件刻畫細膩的線刻造像，同時也是一件雕刻精美的書法藝術(shù)品。其工整茂密、俊逸爽朗的書法藝術(shù)，可能出于文人官宦之手。此幅《劉根造像碑》可說是“龍門二十品”之外的又一魏碑書法精品。
北齊天保十年 《高海亮造像碑陰》縱108厘米 橫57厘米
襄城縣城西汝河西岸孫莊出土，現(xiàn)存河南博物院。該碑為螭首扁體造像碑，碑座已失。碑首呈弧形，雕四龍盤繞，龍首向下，口銜碑側(cè)上沿。碑陰碑首平面淺浮雕“太子逾城出家”佛傳故事。圖中釋迦太子騎在馬上，頭戴花冠，帔帛后揚，周圍五身天人或托馬蹄，或牽馬韁，或作導(dǎo)引。碑身上部刻造像記，正書20行，滿行17字，有深厚的魏碑體意韻。
北魏 《雙人飛天》縱80厘米 橫200厘米
位于鞏義石窟第三窟中心柱南側(cè)。帷幔式龕，龕楣及兩邊龕柱刻帷幔，左邊龕柱垂幔紋剝蝕不清，龕楣對稱刻兩身乘云飛翔的供養(yǎng)天人，是鞏義石窟雕刻最完美的兩身飛天，這種乘云的飛天在熙平前后開始出現(xiàn)。飛天的飄逸姿態(tài)富有韻律感，一張一弛中表現(xiàn)出疾、徐、剛、柔的多變性和生動性，長長的飄帶起伏，形成一種流動感和抒情性。而這種線描、線刻技法所體現(xiàn)出的“氣韻生動”，那種徘徊于天地間的“天人合一”的寓意，都通過飛天的曼妙形體表現(xiàn)了出來。
北魏 《釋迦牟尼佛》縱263厘米 橫112厘米
原存博愛縣城南15公里張茹集鄉(xiāng)白馬溝村觀音寺內(nèi)，現(xiàn)移至博愛縣博物館。造像為蓮瓣形背屏式三尊造像，石灰?guī)r雕造。關(guān)于該像的雕造年代，造像本身以及文獻均無記載。該像無論是造像形式還是雕刻內(nèi)容，都與現(xiàn)存美國華盛頓菲利爾博物館的北魏永熙三年（534年）“石造三尊像”基本相似。而二脅侍菩薩足下為長梗仰蓮座，這種菩薩座最早見于孝昌年間的孔惠超造像，但背屏雕刻卻較孔惠超造像簡略多了。背面及兩側(cè)面素面無飾。因此，可以推斷該造像的雕刻年代應(yīng)在北魏永熙年間。
神秘的拓片自古代就為人追崇，因為傳拓之美在于它能為終將消失殆盡的石刻文化留下記憶的影子，它不僅是珍貴的文獻資料，而且每一幅都是獨立的藝術(shù)作品，具有墨分五色的立體畫面效果。使堅硬的石刻躍然紙上，還原了很多的歷史細節(jié)。目前國家對一級文物的拓片制作審批非常嚴格，只有少量批準捶拓，僅存的拓片彌足珍貴。
傳拓技藝自唐代開始興起，至宋代金石學的興起而進一步發(fā)展，風格多樣且蔚為大觀。這些拓本無論是紙墨材料的使用上，或是拓工技藝的運用上，都極為講究，在保持造像石刻原真性的同時，提高了石刻內(nèi)容的可讀性。
千年之前，佛教及石刻造像藝術(shù)由絲綢之路經(jīng)哈密傳入中原；千年之后，中原遺存的經(jīng)典石窟和石刻造像藝術(shù)拓片沿著新絲綢之路來到哈密，實現(xiàn)了歷史與現(xiàn)代的交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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