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被觸動了……
那時,王老師已經是七十多歲高齡的老人了,為了讓更多的父母承擔起“教育”的責任,他的付出相當大。有時,他在社區和學校給在校生和他們的家長講家庭教育課;有時,他出遠門參加家庭教育調研,探討如何改變家庭教育現狀的問題。工作都比較辛苦。但他告訴我,為了中國的教育事業,能做一點是一點,再不做就來不及了(這個來不及一是指家庭問題太多,影響力一直在擴大,再遲點怕難于挽救;另一個是針對他自己的身體狀況說的)。這讓我非常感動,我坦承地告訴他,說我有一個可以走進校園和接近家長的平臺,我愿意效仿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對我說:“好孩子,你盡管去做吧!如果需要什么資料,我盡我所能提供給你!”
就這樣,我開始嘗試在校園職務犯罪預防和校園安全法治宣傳講座中摻進“家庭教育”的內容;在給機關和行政部門的干部講職務犯罪預防課的過程中,我也時不時的帶上幾句“要重視家庭教育”的話。效果都比較好。石瑞文檢察長調任永勝后,我的做法又與他自己的社會責任擔當意識和危機意識有了共鳴。得到了他的鼓勵后,這項工作就慢慢地擴大了。形成了“職務犯罪預防、校園安全、家庭教育”三位一體的校園講課模式。后來,又有了縣婦聯的助力,就把這項工作拓展到了更多的學校和村委會。
2015年的某一天,我和縣婦聯的同志到了片角鎮的卜甲村委會。主要目的是普及法律知識和提醒家長重視家庭教育。在去卜甲之前,我們已經走了好幾個鎮,好幾所學校,好幾個村委會,接觸了近萬名家長、老師和學生。
那天去卜甲,婦聯的同志帶了婦科知識手冊和“禁毒防艾”宣傳展板。安排給我的講課時間是一個半小時。課堂就設在村委會的會議室里。
我們到卜甲的時候,村委會的小院子里已經聚集了很多前來聽課的村民,婦女居多。婦聯的同志先發手冊,再宣展板。因我當了旁觀者,得以好好的觀察這些村民的舉動:拿到手的冊子,村民都認真地閱讀了,有不懂的問題還向婦聯的周副主席咨詢。放在院子里的展板,村民們也看得很認真,還有人大聲地讀……
從泥土里拔出腳來的農民的求知欲,就這樣強烈的展示在我們面前!
我講課時,要求他們關掉手機,也都關了,聽得非常認真。互動也比較成功。因為天氣熱,怕他們聽得不耐煩,我把視頻播放放在最后。但是我沒有感覺出他們的不耐煩。也沒有覺察出他們有疲倦的神態。當我播放完“路鬧”的法庭審理視頻后,宣布整個講課結束。很多人沒有起立,就在座位上評論起來:
怎么能這樣鬧呢,這是在害人!
這樣的人應當重判才對!
太可惡了!
可是很快,他們就從那種議論的氣氛中抽出身來把我圍住,將我當成了初次見面就可以相信的人,向我講述他們的家教方式、家庭糾葛、他們聽來的個案。有人在我面前反省他們以前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不當,表示以后要改。好幾個人向我索要手機號碼,說今后遇到問題要向我請教。有位村干部找來一張紙,她搖動手上的紙告訴所有人,她馬上用筆記下劉老師的號碼,然后放到桌子上,讓他們去看那張紙。現在,我的手機上還保留著“卜甲李茂菊”這樣一個名字和她的號碼,我記得她跟我說,她的孩子都長大了,她當奶奶了,但是她也要學些知識,她帶孫子孫女用得到。還有一名婦女的,將我請到一邊,向我描述了她們家正在面臨的一些困境,詢問解決的辦法……
臨別時,則上演了“告別——停下,再告別——再停下”這樣一出依依惜別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