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大國博弈與中間地帶的動蕩與沖突

編輯：察網2019-08-07 08:16:43 關鍵字：中間地帶,博弈,田文林,大國,經濟,世界,國際,發展中國家,體系,西方,美國,中國,大國,地緣,俄羅斯

國際權力轉移激化大國矛盾。歷史經驗表明，大國權力轉移的交替期，往往是地緣政治危機的高發期。由于世界主要大國都擁有核武器，所以大國間爆發戰爭變得不可能。大國間的結構性矛盾，主要通過除軍事對抗之外的其他領域和手段體現出來，這其中，“中間地帶”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戰場，因而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淪為霸權主義的犧牲品。中國必須強化地緣政治意識。

田文林：大國博弈與中間地帶的動蕩與沖突

冷戰結束以來，位于大國之間的“中間地帶”日趨成為世界上最動蕩的地區。近些年炙手可熱的國際熱點問題，如伊朗核問題、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危機、朝核危機等等，同樣集中在這一區域。“中間地帶”動蕩與沖突到底折射出怎樣一種國際現實？大國博弈為何熱衷于爭奪“中間地帶”？中國可以從中得到哪些啟示？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探討。

1、國際權力轉移激化大國矛盾

發展不平衡是國際政治、經濟的永恒規律。荷蘭歷史學家曾說過：

【“在發達程度極高的新的文明階段，處于領先地位的任何國家達到一個臨界點或界線時，要超越這一界線向前發展是極其困難的。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人類發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邁出。”】

縱觀20 世紀，由于國際權力轉型，國際體系經歷了三次較大轉變：第一次是“一戰”結束后，從“維也納體系”轉為“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第二次是“二戰”結束后，從“凡爾賽—華盛頓體系”轉向“雅爾塔體系”。第三次是20世紀90年代“蘇東陣營”解體后，“雅爾塔體系”部分瓦解，國際權力體系處于“將轉未轉”的狀態。近些年，國際格局最突出的特征力量對比是“南升北降”，國際體系面臨新一輪轉型。

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相對衰落趨勢明顯。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國際權力體系中一枝獨秀，美國更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其經濟、軍事、文化等各領域均占據壓倒性優勢。然而，隨著西方過剩資本大量流入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產業空心化趨勢日趨明顯。西方世界整體實力明顯下降。2008—2014年，西方七國集團（G7）占世界經濟比重從52.8%降至46.08%。

美國仍是世界第一，但經濟指標明顯今不如過去：GDP占全球的份額，冷戰結束時為 30%，目前已減到20%左右。制造業在GDP的份額，已從“二戰”后的40%至50%減少到 12%，服務業則攀升至70%。這意味著美國經濟空心化、泡沫化趨勢明顯。而經濟金融化歷來是強國由盛轉衰的征兆。沃勒斯坦認為，美國的資本積累和地緣擴張均已到達自償點，之后就是最大的下滑。當前美國出現了類似19世紀中期的英國的緩慢衰落。彭博社2014年一項民調顯示，58%受訪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作為世界領導人正在衰落。

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美國接連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進一步加劇美國衰落趨勢。根據知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等人統計，美國僅在伊拉克戰爭費用保守估計是3—5萬億美元。兩場戰爭使美國至少耗費6萬億美元。沉重的戰爭負擔，使美國財政狀況由盈轉虧。在軟硬實力嚴重受損背景下，美國被迫進行戰略收縮。這一趨勢在奧巴馬政府時期表現十分明顯。2017年1月新上臺的特朗普總統，孤立主義傾向明顯，并一再表示，加強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是其主要任務。這實際是一種變相的戰略收縮態勢。

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相對崛起態勢明顯。在國際經濟競爭中，

【“隨著新商品和新生產工藝的知識從一國傳播到另一國，領先國家在某個時間被他國在‘趕超’過程中趕上，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

部分發展中國家抓住時代機遇，利用外國投資和先進技術，使本國經濟得到長足發展并涌現出“金磚五國”( 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 )、“薄荷四國”( 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和土耳其 )、“靈貓六國”( 中國、印度尼西亞、印度、越南、土耳其與南非 )、“新鉆十一國”等等。

2012 年,發展中國家 GDP 數百年來首次超過西方國家。由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組成的“金磚五國”，領土占世界領土總面積 26%，人口占世界總人口 43%，GDP 占全球總量 20%，貿易占全球貿易額 15%，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 50%。據預計，2009—2050 年，G20 中發展中國家成員 GDP 年均增長 4.6%，比發達國家成員快一倍多，G20 實際 GDP 將從 38.3 萬億美元增至160 萬億美元，60% 以上增量來自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和墨西哥六個新興經濟體。

這其中，中國崛起態勢尤其值得關注。橫向看，當前中國經濟總量比其他四個“金磚國家”GDP 之和還多 60%，經濟規模和質量均非其它新興國家所能比擬。縱向看，進入 21 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彎道超車”，接連超過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此外，中國在 2009 年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2016 年，中國對世界經濟貢獻率為 33.2%，居世界首位。

歷史經驗表明，權勢轉移期往往也是地緣矛盾多發期。從歷史上看，霸權國與新崛起國家之間的戰爭比比皆是。古希臘時期，正是由于斯巴達擔憂雅典崛起，才率先發動了伯羅奔尼撒戰爭；1866 年德國向奧地利開戰，是擔心奧地利軍事改革后更難對付；1904 年日本向俄國開戰，也是擔心俄國在遠東軍事存在尾大不掉；1914 年一戰的爆發，同樣是德國崛起太快，因而英國擔心其威脅自身利益。總之，“處于衰落的國家想早點戰爭，而在崛起的國家則在權力轉移前想避免戰爭。

意大利歷史學家阿瑞吉認為，資本積累與戰爭具有正相關。在他看來，資本主義興起以來，最少經歷了三個累積周期，每次資本積累周期轉換（實際也是權力轉移），最終都是通過大規模戰爭：“三十年戰爭”（1618—1648 年）終結第一個周期，結果迎來荷蘭霸權；“拿破侖戰爭”（1792—1815 年）終結第二個積累周期，結果是英國異軍突起；兩次世界大戰終結英國霸權，取而代之的是美國霸權。目前，隨著新興經濟體在經濟總量上首次超過西方，國際權力“南升北降”日趨明顯，尤其中國崛起和俄羅斯復興，世界正步入第四個周期。哈斯在《外交事務》撰文稱世界進入“無極時代”。

這種狀況讓美國深感焦慮。很顯然，美國不愿失去霸權地位。2014 年，奧巴馬在西點軍校演講中稱，“無論是過去的一個世紀，還是未來的新世紀，美國必須始終在世界舞臺上發揮領導作用。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沒人能這樣做”。

美國與俄羅斯已經博弈多年。近年來，美國圍繞俄羅斯問題四處點火，處處給俄羅斯制造麻煩。2015 年 2 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強調，要使用包括制裁在內的各種舉措，讓俄羅斯為吞并克里米亞半島付出代價。2015 年 7 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大肆渲染俄羅斯威脅，稱俄羅斯“嚴重損害了地區的安全”。f美國參聯會主席鄧福德認為，俄羅斯是會對美國構成存亡威脅的國家。2017 年 5 月，美國駐歐洲最高指揮官斯卡帕羅蒂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俄羅斯已經由西方的伙伴變成對手，其正在謀求破壞西方領導的國際秩序，重新恢復全球權力。美國必須調整計劃和立場，準備用戰爭克服面臨的威脅。

針對中國，美國的防范和戒備也在明顯上升。中國等新興國家正處于“爬坡期”。對美國來說，當前“將強未強”，是打壓的窗口期。一旦完全崛起，美國因發動戰爭成本增大，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反而減少。2014 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國內圍繞對華政策展開激烈辯論，2015 年 3 月，美國外交學會發表的《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認為中國將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者，有必要對中國作出更加連貫的反應，以平衡中國實力的擴大，而不是繼續協助其崛起。

近年來，為困堵和遏制中國，美國戰略重心加緊轉向亞太。2015 年 7 月，美國防部發布的《美國國家軍事戰略》指責中國在南海島礁擴建加劇亞太緊張，中國軍事力量對美國構成“一定威脅”。2016 年 7 月 29 日，蘭德公司發布《與中國開戰：想不敢想之事》的報告。該報告解讀了十年內（2015年至2025年）中美戰爭較量勝負損失。根據分析，2015 年爆發戰爭，中國損失明顯大于美國；2025 年爆發戰爭，中美損失將日趨接近。這意味著屆時美國將無法阻止中國崛起。

【“中國軍事實力提升意味著，一場戰爭將未必會像美國的戰爭規劃者所計劃的那樣展開。盡管曾幾何時美國看上去可能會贏得勝利，但是現實表明，這越來越可能會是一場結果不確定的沖突，唯一確定的是，雙方都將損失慘重。”】

當前，國際世界將會出現新的兩大陣營：一方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一邊是以俄羅斯與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雙方的利益訴求、價值觀念差異甚大。隨著國際權力轉移加快，雙方矛盾面日趨凸顯。近年不少媒體渲染“一戰百年悲劇重演”，背景就是當前既存大國與新興大國矛盾日趨加劇。

2、“中間地帶”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戰場

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而不是簡單的循環重復。歷史上，每輪國際體系的轉移都是用戰爭手段來成就的，但當前現實與既往歷史最大的不同，就是世界主要大國都擁有核武器，即使是最瘋狂的戰爭狂人也不敢冒爆發核戰爭的危險，由此使大國間爆發戰爭變得不可能。大國間的結構性矛盾，更多地通過除軍事對抗之外的其他領域和手段表現出來。

在此背景下，圍繞“中間地帶”的爭奪，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和主戰場。美國學者托馬斯·巴尼特將世界分為“核心國家”和“斷層國家”兩類，并認為“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規則”。核心國家因擁有核武器，使大國間“相互確保摧毀”，由此反而使大國間不可能爆發戰爭。相反，針對“斷層國家”則可以無所不用。這里的“斷層國家”實際就是通常說的“中間地帶”國家。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間地帶”是西方大國謀求地緣優勢、對戰略對手迂回包抄的重要突破口。中國領導人曾指出：

【“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就是歐、亞、非三大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上進攻蘇聯的。”】

事實表明，當年美國遏制蘇聯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與其爭奪中間地區，借此削弱蘇聯的影響力。

在美國的戰略棋盤中，東歐國家是遏制蘇聯的戰略重點口。1960 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在演講中，曾要求西方為東歐準備一套更靈活和更現實的做法，使那些不滿蘇聯的仆從國擺脫其蘇聯主子。1964 年，美國總統約翰遜也指出：美國在東歐的主要目標，就是鼓勵用和平手段來消弱莫斯科的控制。d1983 年 1 月美國發布的“NSDD-75 指示”明確表示，美國的目標不是與蘇聯共存亡，而是要徹底改變蘇維埃制度，其戰略目標是謀求東歐國家及其他定位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根本改變。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回憶道：

【“事實上，這里談及的是華沙條約國脫離蘇聯，在古巴消滅制度，破壞蘇聯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的局勢穩定，破壞安哥拉、莫桑比克、南也門、越南、埃塞俄比亞、老撾、柬埔寨、尼加拉瓜及其他追隨克里姆林宮路線的發展中國家……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可能引起強制性對世界重新進行瓜分，還有可能使美國勢力范圍全球化并達到確立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目的。”】

后來的事實表明，蘇聯解體正是從丟掉東歐“外圍地帶”開始的。冷戰結束后，第三世界的重要性一度明顯下降。但隨著新興大國興起和地區影響力擴大，美國明顯加強了在非洲、拉美等亞非拉地區的爭奪力度。

從地緣經濟角度看，“中間地帶”是壟斷資本實現資本積累、實現“空間轉移”的重點區域。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特性就是謀求利潤最大化，“寧做殺頭的生意，不做賠本的買賣”。在工業資本時代，要想實現資本增值目標，必須不斷進行“空間轉移”，只有市場規模越大，原料來源越多，生產規模才能越大，利潤才能越多。西方國家長期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其背后就有強烈的資本逐利動機。而廣大中間地帶國家，資源豐富、市場廣闊，因此向來是資本擴張必爭之點。

【“自現代世界體系伊始，中心國家在經濟主導地位、對邊緣國家的統治、獲得經濟資源的渠道等方面一直存在相互競爭。在某些時期，這種競爭極為明顯和慘烈。”】

近些年來，隨著西方大國從工業資本轉向金融資本主導，西方大國更加關注“中間地帶”，其政策也更具破壞性。我們知道，金融資本本身不并創造財富，其獲利主要是通過“低買高賣”，資本價值波動越大，金融資本就越有可能從中牟利。因此，金融資本比工業資本更喜歡通過戰爭等破壞性手段攫取超額利潤。有學者指出，對銀行家來說，戰爭是最有效的“債務制造機”。這是因為，戰爭將摧毀大量物資、設備和基礎設施。戰爭受害國不得不大舉借債進行重建。由此不難理解，近年來為何美國壟斷資本不遺余力地鼓動美國軍事介入中東、北非事務，并反對美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

為了將“中間地帶”納入自己勢力范圍，美國主要采取了以下兩類舉措：

一種方式是盡可能拉攏、誘惑中間地帶國家。冷戰時期，為了更好地與蘇聯爭取第三世界，引導第三世界按照美國的全球戰略設計行事，羅斯托等眾多“冷戰知識分子”有意創造并強化了“現代化”理論。他們聲稱，只有加速“傳統”社會向“現代性”轉變，才能達到擊敗共產主義的目標。而美國則是“現代性”的典范。肯尼迪政府時期，美國還向第三世界派遣“和平隊”，與蘇聯爭奪第三世界。“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乘勝追擊，通過北約東擴等方式，不斷擠壓俄羅斯的地緣空間。近年來，美國主動與緬甸、越南、古巴等“另類國家”改善關系，并與伊朗達成核協議，目的就是試圖拉攏這些國家，使之服務于美國的地緣戰略。有分析指出，美國與伊朗達成核協議，主要是想軟化伊朗立場，使伊朗由反對西方霸權的堡壘，變成反對“金磚國家”的武器。

另一種手段，就是對不聽號令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制裁、武力干涉和Color Revolution。“中間地帶”國家大多存在諸多問題，為西方大國滲透、干涉提供了便利條件。西方國家在現代化轉型時，內外環境相對簡單：一是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是個自然生成過程，其面臨的各種難題差不多依次到來；二是具有內生性和自主性，外力干涉不明顯。但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內外環境則惡劣得多。從外部看，西方大國為防止出現潛在競爭對手，對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進程橫加阻撓。從內部看，這些國家需要在幾十年時期內解決西方花了幾百年才能解決的問題，如政治轉型、經濟發展、社會矛盾、國族整合等等，稍微處理不慎，便可能引發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第三世界國家的這些問題和缺陷，很容易被外部勢力利用。每當發展中國家內部出現危機，西方大國就借機推波助瀾，對對象國進行利益拉攏、外交孤立、網絡攻擊、經濟制裁、國家分裂乃至發動戰爭。

例證比比皆是。1999 年北約發動科索沃戰爭，借口是塞爾維亞對“穆族”進行種族清洗；2003 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借口是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歐共同遏制伊朗，借口是伊朗發展核計劃；西方制裁并最終分裂蘇丹，借口就是蘇丹達爾富爾出現人道危機；2011 年北約發動利比亞戰爭，借口是卡扎菲政府鎮壓反對派。此外，敘利亞、委內瑞拉等國國內政局動蕩過程中，都能看到西方干預的陰影。

值得注意的是，越是處在大國力量邊界線上的“中間地帶”國家，發生動蕩的可能性越大。在當前的全球地緣博弈中，美國等西方世界總體占據優勢。在歐亞大陸，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已控制了從波羅的海三國到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經土耳其到西亞、北非或到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一線。在歐洲、中東方向只剩下烏克蘭和伊朗這一“缺口”沒能縫合。在亞太地區，只有朝鮮是塊難啃的硬骨頭。這些國家正是當前西方大國角逐的前沿焦點。在歐洲，北約正籌劃第三次東擴，目標就是烏克蘭和格魯吉亞。一旦烏克蘭加盟北約，俄羅斯將失去抵御北約軍隊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而且，美國在烏克蘭制造危機，并試圖使其倒向西方陣營，還可以切斷俄羅斯與歐盟的能源依存關系，削弱俄羅斯的地緣影響力和經濟實力。而俄羅斯對此反應強烈，實際是一種自衛行動。在中東地區，2017 年特朗普上臺后，美國首次空襲敘利亞，重申巴沙爾下臺立場，同時加大制裁伊朗，著意清除這兩大地緣障礙。在亞太地區，美國則多次用武力威脅DPRK，這既是要削弱DPRK，也是要擠壓域關國的地緣空間。

西方大國爭奪“中間地帶”，使越來越多的國家淪為霸權主義的犧牲品。美國知名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在歐亞大陸上劃出一個“充滿激烈動蕩漩渦”的長“橢圓形”：

【“它從西向東，由亞得里亞海至巴爾干各國，一直到中國新疆地區的邊界；由南向北，環繞波斯灣，包括中東部分，南面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和北面的沿俄羅斯——哈薩克邊界的全部中亞地區，一直到沿俄羅斯——烏克蘭的邊界。因此，這個長橢圓形包括東南歐部分、中東和波斯灣地區，除此之外，還有前蘇聯的南部地區。”】

冷戰結束后的 20 多年里，全世界熱點、焦點幾乎沒有離開布熱津斯基所劃的這個“橢圓形”。

3、中國應增強地緣政治意識

當前，中國正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西方大國從內心不愿意看到中國順利崛起，并想方設法阻撓、遲滯這一進程。在亞非拉地區，中國海外投資面臨的“第三方干擾”越來越大。據統計，從投資存量看，中國海外直接投資 2003 年為 330 億美元，2011年升至 4247.8 億美元。中國海外直接投資遍及 177 個國家和地區，對發展中國家投資占 89%。

然而，中國海外影響力擴大引發來自西方大國的“第三方干擾”，并使中國海外利益面臨極大的安全風險。以能源行業為例，目前，中國海外油氣投資項目主要在發展中國家，其中超過半數位于政治風險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而西方大國在這些國家制造事端，使中國油氣開發受損嚴重，2005 年 12 月，中石油與利比亞簽訂風險勘探合同，規定勘探期五年，生產期 25 年，但“勘探期”剛過，2011 年北約就以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權，導致中國企業在利比亞損失巨大。在敘利亞，2005年 12 月和 2010 年 5 月，中石油先后收購加拿大石油公司和殼牌公司在敘利亞的石油公司股份，但 2011 年西方干預敘利亞危機，導致該國陷入長期內戰，在敘利亞的油氣項目完全被擱置。在蘇丹，中石油經過多年經營，擁有四個上游投資項目，油田開發金額總計達到 200 億美元。但 2011 年 7 月蘇丹南北分裂導致蘇丹石油生產陷入停頓，石油企業蒙受巨大損失。而美國正是南蘇丹獨立的主要推手。某種程度上，找油氣資源的腳步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敏感地區”。

亞太地區更是美國對華地緣圍堵的主戰場。奧巴馬執政時期，積極推進“亞太再平衡”，計劃到 2020 年，將三分之二的軍力部署到亞太地區。在中國周邊的澳大利亞、日本、韓國以及歐亞大陸上的阿富汗和印度等國，美國擁有 400 多家軍事基地，部署著導彈、轟炸機、戰艦乃至核武器，對中國形成包圍態勢。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阿米泰·埃茲尼聲稱，這些軍事基地是“完美的絞索”，并稱美國正準備對華戰爭，這場戰爭將使用令人眼光繚亂的手段攻擊中國的反介入設備，包括陸基和海基發射器、衛星、反衛星武器等。伴隨著美國戰略轉向，朝核問題、臺海危機、釣魚島爭端、南海爭端等熱點此起彼伏，每個熱點都可能成為潛在的戰爭爆發點。西方大國不斷在中國周邊生事，目的就是對中國進行地緣政治擠壓。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與美國在亞太地區進行地緣博弈，中國擁有相對優勢。從地緣政治看，美國遠在萬里之外，卻在西太平洋對中國圍堵發難。一般來說，投送距離與投送能力呈反比例。中國只需要有底線的應對能力，美國面臨的則是對極限能力的考驗，一定程度存在“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的窘境。這種力量的強弱轉化，使美國根本無法在亞太地區稱雄。從力量對比看，當年美國在實力最強大時，在中東連伊朗這種中等國家都未能搞定，現在美國實力衰落，想在亞太遏制中國這種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大國，顯然更不可能。另一方面，美國“亞太再平衡”有兩大目標：安全上，將中國崛起限制在有限范圍；經濟上，深度融入亞太經濟圈，使美國公司獲得更大收益。但美國在對外決策，資本邏輯與安全邏輯上彼此沖突：資本力量謀求利潤最大化，因此謀求與中國保持接觸；安全邏輯則謀求強化對中國遏制。由于雙重驅動使美國對華政策搖擺不定，不斷在圍堵與接觸兩者間來回徘徊。如果中國在美國壓力下讓步，美國決策層看到成效，將堅定其對抗中國的信心。相反，如果中國堅決頂住壓力，美國難以獲得預期成果，資本邏輯可能重新占據上風，強調對華接觸的重要性。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地緣安全環境如何，取決于中國自身。

中國要想有效應對美國的地緣政治挑戰，首先必須增強地緣政治意識。歷史經驗表明，對中間地帶的控制程度，是衡量國家強盛程度的風向標。從安全角度看，外圍地帶越大，本國就越安全；從經濟角度看，原料產地和市場越大，本國經濟規模就越大。因此，大國崛起的過程，就是影響力日漸從本國擴大到外部世界的過程。當年美國就是從強調“門羅主義”開始，進而成為勢力范圍遍布全球的超級大國。相反，大國衰落也是從丟失勢力范圍開始。衰敗，是從丟掉藩屬國開始的。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本身就是依托廣大殖民地，持續獲得財富源泉。而大英帝國走向衰落，同樣始于殖民體系的瓦解。當年蘇聯成為超級大國，同樣依托的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親蘇國家，而蘇聯解體也首先始于對傳統勢力范圍的失控。

因此，中國要想實現大國崛起，首先要從維護和擴大“安全邊界”開始。在中國經營周邊時，尤其要重視朝鮮對中國地緣安全的極端重要性。朝鮮毗鄰中國東北，是中國東北邊境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也是東北亞陷入危局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歷來就是“唇亡齒寒”的關系。20 世紀，日本侵華是中華民族面臨的最大地緣災難。細究起來，日本之所以一步步走到全面侵華的地步，最早始于19世紀末占領朝鮮半島，繼而以此為跳板，于 1931 年全面占領東北，最終才在 1937 年全面侵華。

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軍前鋒直抵鴨綠江，中國再次面臨巨大的地緣安全風險。中國領導人堅持中國抗美援朝，就是出于中國地緣安全考慮。中國領導人后來指出：

【“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搞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搞在我國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再以越南一把刀搞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1963 年 6 月 16 日，中國領導人在談到抗美援朝時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