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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前文：“教育的常備軍”，為9月4日發布在公眾號的文章，內容選自金容沃《大同》，此篇為下文。
作者介紹：（來自百度百科）
金容沃，韓國國師，明星學者，中國模式論支持者。出生于1948年，早年畢業于高麗大學哲學系，后來相繼獲得臺灣大學哲學碩士、東京大學哈佛大學哲學博士、韓國圓光大學漢醫學士。
二、金錢、教育和民主思想
那么，這種毀滅性的競爭為何沒有減少的跡象？原因當然在經濟。如同查爾斯·莫瑞明確地陳述：“大腦在市場上變得非常有價值。”他的說法有憑有據。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羅恩·哈斯金斯與伊莎貝爾·索希爾所做的一項研究，現今美國典型高中中輟生來自于年收入二萬八千美元的家庭；一般高中畢業生，家庭年收入四萬兩千美元；一般大專畢業生，七萬五千美元，而一般碩博士生則來自年收入九萬三千美元的家庭。學歷愈高，不平等的狀況愈明顯。
正如莫瑞的分析顯示，將近一半美國頂尖大學（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畢業生住在他稱之為“超級郵遞區號”的高級住宅，這些人的收入和教育程度都在全國前百分之五，平均家庭年收入是十四萬一千四百美元。
這仿佛是“一具大學篩選機器徹底把自己復制成一具住宅篩選機器”。加入這新的上層階級最穩當的方法，就是念菁英大學——此一事實凸顯了進入這些學校的競爭是如何激烈。
我們或許會問：“這有什么不對？”資本主義經濟應該獎賞那些聰明而且努力工作的人。假設菁英學校畢業生確實比其他學生更聰明、更有紀律，他們賺更多錢是合乎常理的——尤其是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環境中，這些人卓越的認知能力能增加更多的價值？如果每個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這或許就是個合理的問題。
不幸的是，美國的大學入學方式根本就不平等。《特權的力量》作者約瑟夫·索爾指出，一九九〇年代有百分之七十九的第一級大學學生來自社經地位前四分之一的家庭。然而只有百分之二的學生來自社經地位后四分之一的家庭。
如果也考慮到大學學費近年來高漲的情形（二〇一一年，在美國一年私立大學學費一般定價是四萬二千二百二十四美元）我們就能明白，高等教育已經不像以往，是社會流動的動力。
事實上，現在它是富人永遠掌握特權的主要方式之一。今天的情況，和杜威首次發表于一九一六年的開創性著作《民主與教育》中描述的理想進步主義教育大異其趣。
杜威撰寫此書的目的之一，在于消除人文教育與職業訓練之間的人為差異，而正是這樣的差異將前工業化社會的階級區隔具體化。
杜威追溯人文教育的起源至古希臘時期，當時有一小群市民被免除勞力工作，因而能自由地將全副精力用于追求知識。其他人口，包括大多數女人與奴隸，都接受訓練，只能從事“有用的”勞力。
簡而言之，有閑階級與勞動階級分別對應到以下兩種教育模式：前者為自由的或知識的教育，后者有用的或手工的教育。
這種區分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因為封建社會中擁有土地的貴族也認為“從事實用工作的”勞工地位在他們之下，自己則過著“觀察、深思與推論的生活”。
然而，到了杜威的時代，如此區分已經過時。擁有土地的貴族早已被企業家所取代，實際上農奴與奴隸制度已經結束。
民主思想在美國社會中日漸茁壯，一九二〇年婦女獲得投票權正是民主成就的象征。免費公立學校教育體系日趨完善，并迅速普及。難怪杜威想要廢除“實用的”和“人文的”教育之間的區分，因為這樣的區分使工人階級的孩子永遠停留在工人階級。他認為根據民主思想，教育必須改善不平等的狀況，而非使其加劇。
……目前的工業化社會就和史上曾經存在的每一個社會一樣，充滿了不平等。進步教育的目的，是參與改正不公平的特權與剝削，而非讓不公平永久存在。
對杜威而言，平等的教育是帶來真正民主社會的要件。藉由提供平等的機會，平等教育完全廢除了階級的特權。它也反復對更多大眾宣揚公民道德——如果想要公民在民主制度下充分盡到公共責任，這就是必要條件。
從這個觀點來看，今日金錢和教育愈來愈強的連結顯然更有問題，因為這種情況有可能破壞民主社會的根本。
我們能如何處理教育中不平等的鴻溝？立即的回應大概是制度上的改變。伊莉莎白·華倫與艾蜜莉亞·泰吉（華倫的女兒）在《雙薪陷阱》一書中提出幾個令人信服的建議：公立大學學費凍漲；小孩三歲就進入學齡前幼兒學校；以發放教育補助券的方式將學校和住家位址的關聯性分開。
以上做法在美國社會背景中看來仿佛很有道理，但它們并沒有真正處理核心問題，也就是教育軍備競賽，而教育軍備競賽是基于教育層面逐漸拉大的收入差距所引發。
顯然恢復大眾對公立學校的信心應該是當務之急，此舉依然是確保社會上某種程度機會平等的最佳辦法。然而，除此之外，我們很難阻止有經濟能力的家長花大錢讓孩子念私校和請家教，因為他們得設法讓孩子在這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儒家學說傳統上總是和過度熱心的教養方式有某種關系，正如蔡美兒在她具爭議性的著作《虎媽戰歌》中傳神的描述，她的說法無疑有部分真實性。
正如蔡美兒的觀察：“在今日中國，就算是年幼的孩子也往往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不斷地讀書與練習，他們的成績會被公布出來，而且沒人聽說過睡衣派對。”所有其他儒家社會情況都是如此，包括日本、韓國、臺灣、越南和新加坡等國，有無數孩子每天晚上都參加補習班和課業輔導。
在傳授一套既定知識這方面，東亞教育或許相當有效率——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年刊《二〇一一年教育概覽》的資料，學生表現最好的前五個國家中有四個是儒家社會國家——但這些國家的過度依賴死背、教學方式由上到下，以及讓學生與家長都耗盡心力的統一入學考試等現象，也飽受批評。
金錢和教育的關系愈來愈緊密是中國的問題，也是美國的問題。我們已經提到在美國學區依住家的郵遞區號分配；中國也有類似問題，它的配額體系也是以住宅區為依據。根據一項估計，一名住在安徽省的學生進入北京大學的機會是七千八百二十六分之一，然而北京學生的機會卻是一百九十分之一。
富裕城市與省份的居民也能享有教育優勢，因為最好的學校往往都集中在這些地方。同時，有錢人想盡辦法讓孩子走在最前面。送孩子到昂貴的國際學校。當英格蘭享有盛名的哈羅公學宣布該校計畫在香港成立新校區時，申請者蜂擁而上，“教育公債”（一種讓申請者優先入學的股本憑證）價格飆高到三百萬港幣，大約為四十萬美金。即使如此，名單上的人還是要排三年之久。
另一個香港國際學校啟歷學校在網站上建議申請者應該購買該校的“基礎信用債券”（時價為一千萬港幣，可退費）或“基礎憑證”（時價為五百萬港幣，不可退費）。想想看，只為了要被排進名單上，就必須付出這樣一大筆錢！結果之一是，即使有錢的投資銀行，都很難把員工從歐洲調來香港。糟糕！
在這一章里，我們不會直接處理金錢和教育的問題，而是運用儒家的學習理論重新定義教育的目的和本質。
藉此我們希望說服讀者接受以下兩點：第一，無法進入菁英大學的人，未必要以失敗者身份度過余生，因為就算沒有鍍金學位或者沒有超高智商的人，還是能成功而且快樂。這是儒家最根本的平等主義，儒家學說堅持，只要做出選擇并努力去做，任何人都能成為圣賢。第二，社會化、情緒和體能的教育應該和知識教育一樣重要。
在目前的環境下，有太多所謂頂尖大學畢業生最后變成“單向度的人”，只會解開復雜的等式，卻缺乏處理人生中重要問題的道德能力。
以上兩點將會使我們明白，人生中有比取得學位更重要的事，并有助于我們化解高度教育競爭之下的焦慮。
三、重新定義教育的目的
傳統上，大多數人受教有的地方不是在家中（學習如務農、縫紉和畜牧業等一般技能），就是在工作坊中（學習專門技藝如烘焙、裁縫和金屬制造）。在前工業社會，國家必須讓所有人免費接受教育的概念似乎十分荒謬。那么國家為何和教育扯上關系？經濟是主要動機。
平民教育誕生在歐洲，是為了響應工業革命。工廠取代了工作坊，國家發現他們需要穩定提供具有基本讀寫計算能力的工人。因此，初等義務教育誕生于十九世紀末期，隨后在二十世紀中期出現普及的中等教育。現在有些歐洲國家也提供免費的大專教育。
時至今日，受教育的理由通常還是以經濟詞匯表達。例如佛里曼與曼德鮑如此描述美國二十一世紀教育的挑戰：
由于全球化與資訊科技革命兩者的交融，在美國學校中提升學生數學、科學、閱讀與創意程度，是促進經濟成長的決定性因素……難怪歐巴馬總統宣布：“如果國家今日沒有教育我們，明日就會讓我們失去競爭力。”
我們可以接受在現代社會中教育是經濟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的說法。然而，把教育的目的局限在此，我們卻不以為然。
首先，教育和經濟成長之間的關聯并非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直接，即使在所謂知識經濟的領域也并非如此。如張夏準指出：“幾乎沒有什么證據顯示國民受更多教育能讓國家更繁榮。”舉例來說，一九六〇年的臺灣識字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四，而菲律賓的識字率卻是百分之七十二。
顯然教育的鴻溝并不重要，因為臺灣成為全世界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現在它平均每人的國民生產總值是菲律賓的十倍。另一個是張夏準提出瑞士的例子，該國是富有國家中大學入學率最低國家（百分之四十七）但經濟情況勝過教育程度高的其他國家如希臘（百分之九十一）。
在一篇常被引用、名為《教育去了何處？》的研究報告中，哈佛大學的蘭特·普里切特振振有詞地告訴讀者，許多人所以為的教育和經濟成長之間的聯系，其實相當薄弱。
此外，獲得技能不過是在真實世界里成功的部分因素。毫無疑問，熟練數學、閱讀和科學，以及創意和批判思考都非常重要，但學生的個性和紀律又如何呢？佛里曼與曼德鮑主張，現代的雇主要尋找的員工，是“能夠進行批判性思考，能夠完成非例行性復雜任務，能夠與辦公室中或其他國家的工作團隊成員相互合作”——而且這些是最初步的要求，滿足以上要求的人“只能得到面試機會”。
根據佛里曼與曼德鮑的說法，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成為“創意創造者”或“有創意的服務者”。不然就會被淘汰。依照以上的定義，今日教育者的挑戰似乎令人望之卻步。
然而，在諸多對于高度連結世界的夸張形容之中，我們忍不住懷疑真相是否更為平凡無奇。世界或許變了，但也沒變那么多。如果今天要雇人，我們還是會優先考慮這個人的工作倫理以及他是否值得信賴，而不是新奇的分析或溝通技巧。
一般而言，我們可以主張，現代教育傾向于過度強調獲取知識和技能，但為此卻犧牲了人格塑造。前者主要是觀念性的，而后者是社會、情緒和體能性的。
把焦點放在國家競爭，以其作為教育目的，可說是必然會忽略后者，損害社會長遠的健全狀態。我們的論點在于現代教育必須重新發現培養人格的重要性，把它列為首要目標之一——這時候就需要借助儒家理論。
節選自《大同》The Great Equal Society: Confucianism,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韓】金容沃、金定奎◎著 何修瑜◎譯 貓頭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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