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上篇：《第一次世界大戰：被遺忘的偉大戰爭》，小巖認為二戰和一戰還有一點不同，那就是戰前的環境。

二戰戰前，極端主義橫行，大蕭條導致民不聊生，感覺再來個戰爭也不會差多少。但一戰戰前，是被稱為“黃金年代”的10年，是人類相信理性可以帶來烏托邦的年代，是歐洲文明達到頂峰的年代、是無數作家再回首的年代。

那么，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讓這些國家非戰不可呢？

維也納會議與“不列顛治世”

一戰前夕，歐洲的列強是世界霸權“日不落帝國”大英帝國、正準備在世界舞臺大展身手的德意志帝國、不如拿破侖時威風，但仍不可小覷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近年風采被德國搶走的奧匈帝國、以及幅員廣大的俄羅斯帝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大環境有兩個關鍵因素：“維也納會議”所建立的歐陸秩序，與大英帝國的“不列顛治世”。

維也納會議是拿破侖在滑鐵盧兵敗后，英、俄、奧、普等戰勝國所協商出來的國際體系。在一系列會議中，各國的領土被重新調整以維持歐陸權力平衡，防止下一個拿破侖的出現。

1905年的歐洲

同時，歐洲大陸列強也堅擁著保守主義，圍堵逐漸興起的共和、民主、及民族主義。維也納體系塑造了歐陸的多極政治，奠定了十九世紀歷史的框架。

維也納會議確保了歐洲大陸內在的平衡，但在歐洲之外，英國以其工業實力及海軍優勢建立了全球霸權。大英帝國極盛時期統治世界約四分之一的面積與五分之一的人口，更占了全球30%的工業產出，其影響力從加拿大到印度、蘇伊士到我國香港地區，是不折不扣的日不落帝國。

大英帝國開啟了全球化的先河，使洲際貿易大為興盛，使后代的史學家將其建立的秩序與羅馬帝國相比，稱之為“不列顛治世”。

“修昔底德陷阱”

不過，十九世紀的歐洲大陸也不是一潭死水。勃蘭登堡的霍亨索倫家族在成立了普魯士之后，在十九世紀接連打敗宿敵丹麥、奧國與法國，清除德意志地區的外來影響，最終成立了德意志帝國。

數百年的分裂后，日耳曼民族終于在普魯士的旗下獲得了統一。然而新生的德國面臨的是一個由英國主導的世界。此時新興的德國工業亟需市場與原料，但之前專注于統一的德國并沒有趕上新帝國主義的風潮，而只有喀麥隆幾塊東非的殖民地。

這是因為統一之前，俾斯麥為防止各國對統一的德意志感到威脅，因此推行較為低調的“大陸政策”，不插手德國本土外的事務，建立大國和平崛起的形象。

但在統一后，德皇威廉二世決定日耳曼民族也要走向世界，開啟了“世界政策”。英國面對德國的興起——尤其是公海艦隊對其海軍霸權的威脅，自然是倍感脅迫。大國崛起，修昔底德的幽靈開始在兩國間游蕩。

“修昔底德陷阱”出自史學家修昔底德描寫雅典與斯巴達間戰爭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一段話：“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無可避免肇因于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边@段話后后被引申為新崛起的強權必然要挑戰現存強權，而現存強權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雙方戰爭不可避免。

當時的德國將領更將英德關系比喻成羅馬與迦太基的布匿戰爭。這個比喻其實也頗為貼切，英國如迦太基一般以貿易為命脈，而德國如羅馬般自陸權崛起，試著挑戰英國的海洋霸權。這個比喻在戰爭爆發后也持續影響著雙方對戰爭的認知，從三次布匿戰爭得來的教訓就是：一次打不死，就得打下一次，所以得一次打死。

除了霸權爭奪外，英國與德國之間在意識形態上也有著根本差異。英國奉持著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與其相比，德意志帝國的前身普魯士奉行著軍國主義，比起自由，民族與戰爭的榮耀要更勝一層。

從1789的法國大革命起，法國的理性主義就不斷的追求共和與民主主義，而英國更是自詡為“自由主義的帝國”，雖也可說是帝國主義的糖衣，但總號稱是以傳遞進步與人權為己任。

但若從德國的尼采出發，德國的崛起是貴族道德的展現，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失落已久的浪漫精神重現。相比，英法的自由主義不過是否定力量的奴隸道德。所謂自由，不過是弱者的偽善；所謂理性，不過是激情的自抑。普魯士軍國主義崇尚著戰爭的力量與悲壯，藐視著和平暗示的軟弱。浪漫主義在終于被德意志帝國實現后，繼續歌頌著戰爭的悲壯，渴望超人的出現。

尼采

因此，若以哲學一點的話來說，英德的宿敵也是世界精神在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間殘酷的辯證。

普法百年恩仇

從1805年拿破侖解散神圣羅馬帝國、普魯士多次參加反法同盟開始，普法兩國就斷斷續續地保持了多年的宿敵關系。1870年，‘鐵血首相”俾斯麥利用埃姆斯密電開啟了普法戰爭并大獲全勝。

在威廉一世羞辱性的在凡爾賽宮內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后，俾斯麥提出了極為苛刻的條件，除了要求割讓煤鐵核心產區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外，更提出50億法郎的巨額賠款，要求占領法國的北方工業地區直到法國償還賠款為止。

賠款是復仇，也是計算。俾斯麥提出的賠款正相當于拿破侖在1807年加之普魯士的賠款(分配至每人)，因此要在數十年之后讓法國嘗嘗這樣的痛苦。更現實的原因是，本來估計法國至少要花30到50年還完這樣天價的賠款?？梢越璐碎L期占領法國，癱瘓法國的經濟。但俾斯麥遠遠低估了法國的經濟實力。傾全國之力，法國在三年內就通過發行公債及變賣國產的方式，募集到了450億法郎的資金，足足可以還九次賠款。這筆巨款甚至還在德國造成了資產泡沫，這就是俾斯麥始料未及的了。

在普法戰爭的屈辱后，法蘭西第三共和還是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及歐洲工業強權。在之后雙方也因殖民事務在摩洛哥爆發了多次沖突。最重要的是，法國人始終沒有忘記德國的羞辱而彌漫著復仇的情緒，相信終有一天要奪回失去的領地，重拾法蘭西的光榮。

日耳曼與斯拉夫

離開西歐，一戰也可以看成日耳曼民族與斯拉夫民族間的戰爭。在瓜分波蘭后，中東歐的兩大民族就直接碰了頭。而一戰的東部戰場：奧俄之間的沖突就是日耳曼與斯拉夫兩大民族的生存空間之爭。

羅曼諾夫家族所統治的俄羅斯帝國主要由斯拉夫人組成。因此本在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小斯拉夫族群在19世紀逐漸形成了泛斯拉夫主義，尋求“斯拉夫大哥”俄羅斯帝國的保護。最終在1878年的俄土戰爭脫離了奧斯曼的掌控，成立了獨立的“巴爾干國家”。巴爾干諸邦成立后，俄國帝國的影響力只增不減。

另一方面，奧匈帝國的哈布斯堡家族在1914統治中歐5000萬人口，面積上是僅次于俄國的第二大國。由于其發展的歷史，奧匈帝國中的民族極為復雜，有奧地利人、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及波蘭人等等。

雖民族多元，但在普奧戰爭后的形成二元帝國的方案中，只有奧地利與匈牙利的核心匈牙利人被賦予獨立王國的權力，而剩下56%的人口皆無法在政治中獲得代表。在奧斯曼帝國大幅退出巴爾干半島后，新成立的巴爾干民族國家使帝國內的巴爾干民族的分裂主義更為嚴重。而俄國主張的泛斯拉夫主義更直接指向了帝國中約占15%的斯拉夫人口。

奧斯曼帝國衰退留下的權力真空、加上復雜的民族組成，讓巴爾干半島成了奧俄兩個陸權帝國影響力的沖突之處。

巴爾干半島的民族分布

在第二次巴爾干戰爭后，巴爾干同盟本身的沖突也逐漸激化，最終直接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的導火線。

奧斯曼帝國的最后一搏

再往南走，一度兵臨維也納城下的奧斯曼帝國成了“近東病夫”后，其領土自然也遭周邊列強的蠶食。對于英國來說，位于尼羅河出?？诘奶K伊士運河是連接英國本土與亞洲的關鍵通道，波斯地區更是通往大英帝國之心——印度的前門。同時，俄羅斯帝國因黑海是其關鍵的暖水貿易通道，俄國急切地想要控制達達尼爾海峽、黑海沿岸，以及位于里海旁極具經濟價值的“石油城”巴庫油田。

奧斯曼帝國的傳統戰略本是聯英抗俄，這種戰略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十分成功。但在英法俄三國協約建立后奧斯曼開始懷疑這個策略是否能繼續適用，因此逐漸開始靠攏德意志帝國。1903年，德國開始興建由柏林直通巴格達的巴格達鐵路，這條鐵路對德國初生的殖民帝國之地位就相當于蘇伊士運河于英國一般，可使運輸道路繞過由英國主宰的地中海與蘇伊士運河，連接其東非殖民地。這條鐵路的興建，關鍵性的改變了中東脆弱的權力平衡，因此被認為是一戰開打的一大原因。

大國崛起終須一戰?

有趣的是，修昔底德的原話其實暗示了修昔底德陷阱本身是個自證預言——戰爭不一定來自大國崛起本身，而來自對大國崛起的恐懼。英德間的軍備競賽與戰前形勢的升級，與其說是雙方主動求戰，倒更像是囚犯困局所引起的悲歌。雖然和平是共同的最佳解，但戰爭卻是個體的最優選擇。

或許我們對霸權的理解就來自戰爭。我們只有在一個新興勢力贏得對既有霸權的戰爭后，才會在歷史上將其理解為崛起的霸權。例如課本上時常將1588“無敵艦隊”的潰敗當成英西霸權的交替，但其實英國是在兩三百年后才真正成為霸權，更跳過了荷蘭在17世紀的金融貿易主宰地位。所以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戰爭后才有霸權。

我們更是時常高估沖突升級成戰爭的可能性，這來自可及性偏誤 ：我們對歷史的了解由一個個戰爭建構，使我們能想起的顯著沖突都引起了戰爭。而沒有升級成戰爭的沖突，就逐漸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更不易被大眾想起。

倒不是說一戰完全是荒謬的，而是說它或許可以避免。戰爭的爆發時常就只是建筑在雙方共同認知“對方會先攻擊自己”后的先下手為強罷了。